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


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印发《2003年-2005》年全国学生军训工作发展规划》的通知

（2003年6月20日）

教体艺〔2003〕8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的有关规定和《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转发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在普通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开展学生军事训练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1]48号文件）精神，普通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学生军训工作将按照制度化、规范化的要求全面展开。为做好全国学生军训工作，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为国防和军队培养造就大批高素质的后备兵员，进一步规范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高级中学学生军训工作，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在研究各地学生军训工作开展现状的基础上，紧密联系新的形势和要求，制定了《2003年-2005年全国学生军训工作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现将《规划》印发你们，请结合本地区和学校实际，切实做好《规划》的贯彻实施工作，确保学生军训工作目标任务落实。

2003年—2005年全国学生军训
工作发展规划

　　新世纪之初，我国学生军训工作步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新的形势对学生军训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普通高等学校、高级中学学生军训工作，是学校国防教育的主要形式，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进学生素质教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客观要求，是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培养造就大批高素质后备兵员的重要措施，意义重大而深远。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和《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转发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在普通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开展学生军事训练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1]48号）精神，推动全国学生军训工作的开展，结合我国普通高等学校、高级中学的实际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需要，制定本规划。
　　一、指导思想和目的
　　坚持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国办发[2001]48号文件为依据，按照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要求，围绕国家人才培养的长远战略目标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需要，组织开展学生军训工作。
　　通过开展学生军训工作，使学生提高思想政治觉悟，激发爱国热情，增强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树立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培养艰苦奋斗、吃苦耐劳作风，掌握基本军事知识和技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合格的后备兵员和预备役军官、为国家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打好基础。
　　二、目标任务
　　目前，全国有普通高等学校1225所，年招生人数268万余人；高级中学（含相当于高级中学的学校，下同）28696所，年招生人数891万余人。按照国办发[2001]48号文件的要求，到2005年全国所有的普通高等学校、高级中学都要开展学生军训。2003年前，全国已在300余所高等学校、7000余所高级中学开展学生军训，年参训学生分别为66万余人、217万余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军事部门要在此基础上统筹安排，稳步推进，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展学生军训工作。具体实施步骤： 
　　2003年，全国计划在600余所普通高等学校、14000余所高级中学开展学生军训，年参训学生分别为131万余人、434万余人。 
　　2004年，全国计划在900余所普通高等学校、21000余所高级中学开展学生军训，年参训学生分别为197万余人、651万余人。
　　2005年，全国基本实现所有普通高等学校、高级中学开展学生军训。即凡有条件的地区，普通高等学校、高级中学都要开展学生军训。 
　　为促进本规划的落实，在“十五”期间，国家将对各地开展学生军训的普通高等学校、高级中学进行重点抽查验收。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高级中学学生军训全部开展之后，国家将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学生军训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和评估，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为学生军训工作长远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师资队伍建设
　　加强普通高等学校、高级中学军事教师队伍建设，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素质高的军事教师队伍，是保证学生军训质量的根本措施。为确保学生军训工作顺利进行，逐步提高军事课教学质量，普通高等学校必须建立一支自配军事教师与军队派遣军官相结合、专职军事教师与兼职军事教师相结合的师资队伍。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军事部门和普通高等学校、高级中学，要把加强军事教师队伍建设，纳入学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总体发展规划，认真选好、配好军事教师。 
　　1.派遣军官的选配要严格执行编制，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派遣军官是军事课教学骨干，应具备良好的军政素质，较强的理论教学和施训能力，良好的工作作风和军人形象。派遣军官的管理，由派出单位按照在职军官的管理办法进行，享有在职军官的各项待遇；在组织学生军训期间，由派出单位和高等学校共同管理,享受高等学校教师的有关待遇。 
　　2.普通高等学校专职军事教师的配备，要根据军事训练的特点和军事课教学工作量，按照公共课程教师配备有关规定，选拔德才兼备、热爱军事课教学的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优秀人才担任。选配军事教师，要注重综合素质、专业水平、年龄结构和学历层次。普通高等学校要根据学生军训工作的发展需要，制订军事教师培养计划，力争在开展学生军训三年内基本解决军事教师不足的问题。 
　　3.普通高等学校军事教师培养，要利用现有相关专业招收国防教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或举办在职攻读国防教育方向的硕士学位班，培养高层次军事教师；同时，要充分依靠军队院校的专业优势为地方普通高等学校培养硕士研究生层次的军事教师。三年内具有硕士学位的军事教师比例要达到军事教师总人数的20%以上。再经过几年的努力，实现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军事教师比例达到军事教师总人数的50%。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有计划的对军事教师进行业务培训和短期轮训，不断提高他们的军事课教学水平和任教能力。 
　　4.普通高等学校军事教师职称评聘，要纳入高校教师正常的管理渠道，实施制度化、规范化管理。要根据军事课的课程发展需要，评聘一定比例的正高级、副高级职称的军事教师，力争在2005年前使具有高级职称的军事教师达到相应的比例。要培养出一批高校军事课教学学科带头人，形成一支符合时代要求，具有专业特色，能够发挥示范作用的军事课教师骨干队伍。 
　　5.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对军事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给予足够的关注。专职军事教师在职务评聘、工资、住房、奖励等方面，应享有与其他学科教师的同等待遇。 
　　6.高级中学军事教师主要采取兼职与聘任相结合的方法解决。学校要选择热爱国防教育工作的老师兼任军事教师。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军事部门要有组织地对高级中学军事教师进行军事理论知识的培训，使他们能够胜任学生军事训练和军事理论课教学的需要。同时，要充分利用军民共建、请部队派人员帮训等形式，充实和加强军事课的教学力量。
　　四、课程建设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军训是学生的必修课，要纳入学校整体教学计划；高级中学学生军训要统一纳入学生社会实践课程。军事技能训练和军事理论课教学要严格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高级中学学生军事训练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和学时数实施教学。要大力推进军事课教学改革，积极探索军事课教学的新规律、新特点，力争从教学内容和形式上适应青年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身心特点，适应素质教育的新要求。军事理论课教学，要在按大纲施教的基础上，不断用新的知识充实和完善教学内容，增强理论教学的知识性和趣味性。要积极采取现代技术改进教学手段，拓宽军事理论教育途径，增强教学效果。军事技能教学，要针对学生身体素质和专业特点，合理制定教学计划，科学规范军事训练科目和标准。学生军训要逐步在考核形式、验收标准、成绩确定等方面建立规范化的制度，做到统一管理、统一要求、统一检查评估，以增强军事课教学的严肃性。 
　　要加强军事理论课学术研究，充分发挥广大军事课教师从事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引导并鼓励军事课教师多渠道自筹经费，申报军事训练和军事理论的科研课题。要及时对教师的科研工作进行指导和帮助，有效地提高军事教师的研究能力和科研素质。国家每两年举办一次军事理论学术研讨会，进行学术研究与交流活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军事部门也应定期举办科学研究活动，推动军事课教学研究工作的开展。
　　要结合军事课程的特点开展国际交流。国际交流包括参观考察、学术研讨等，可采取官方和民间等多种渠道进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学校都应积极建立交流渠道。同时要注重充分发挥国际互联网的作用，获取国外学校军事理论课程新的信息和研究成果，学习借鉴各国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程教学的先进经验。
　　军事课教学是一个全新的课程，要大胆探索和勇于实践，要按照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要求，构建与二十一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国防建设和教育改革发展相适应的、科学的高等学校军事理论课教学体系。要加大军事课的改革力度，使军事课教学内容和形式更具有时代特征。军事课教学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
　　五、经费与训练保障
　　学生军训经费是学校实施军事课教学的重要保障。中央部委属学校学生军训经费由国家财政纳入学校主管部门预算管理，实行综合定额拨款；地方所属学校学生军训经费，由地方政府根据学生军训工作的实际予以安排。学生军训属于国家行为，学生军训经费主要由政府来负担。各学校要充分认识军事课教学的特殊性，加大经费投入，确保军事课教学的正常开展。 
　　学生军训所需训练枪支，由各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在民兵武器装备中调整解决。训练枪支配发学校前，由各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进行技术处理，使其不具备实弹射击的条件。军事训练枪支的配备，按照枪支与参训人数1：15至1：20的比例安排。实弹射击用枪，由学校提出使用计划，报省军区安排解决，用后由学校进行擦拭保养并及时交回。实弹射击用弹，按学生军训大纲规定的弹药使用标准，由省军区从民兵训练弹药中无偿拨给。普通高等学校应建有牢固可靠的训练枪库（室）和完善的安全设施，配备专职看管人员。已建有训练枪库（室）的普通高等学校，要按照有关规定和标准，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完善配套。为学校配备的训练枪支，由学校武装部负责保管，或由当地军分区（人武部）代管。未设武装部的学校确定一个部门负责。 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军训所需帮训战士，由学校提出计划报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统一协调，归口管理。应急作战部队一般不担负学生军训任务。部队抽调人员帮训，要选拔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过硬，作风纪律优良，有组织实施训练能力的战士。派出前，派出单位要组织教学法集训，明确任务，统一动作，提出具体要求。 
　　学生军训基地是学生军训深入开展的重要条件。各地要采取有效措施，有计划、分步骤地建立学生军训基地和完善县（市、区）民兵训练基地，使普通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学生的军事技能训练逐步向基地化方向发展。大中城市应争取在2005年前，建立2个以上的较大型的学生军训基地。县（市、区）民兵训练基地，要为学生军训提供方便，每年接受部分学校的学生驻训。学生军训基地和民兵训练基地，承担学生军训任务不得以盈利为目的。
　　六、组织实施与要求 
　　学生军训是国家法律赋予地方和军队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学校教育改革的一项新的内容。各级领导要充分认识学生军训的重要性，把学生军训工作做为加强国防建设和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切实加强对军训工作的组织领导。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军事部门和学校要从大局出发，认真调查研究，科学制订计划，严密组织实施，定期分析情况，及时解决问题，抓好学生军训各项工作的落实，把学生军训做为一项利国、强军的大事抓紧抓好。要切实担当起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人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高素质后备兵员的重任。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军事部门要建立健全学生军训工作机构和工作联系制度，做到分工明确，配合密切，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共同把学生军训工作搞好。普通高等学校要明确一名校领导负责学生军训工作，切实加强武装部和军事教研室的建设。要把学生军训工作纳入学校整体教学计划，确保人员、内容、时间、质量的落实。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军事部门要加强对学生军训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加大检查和评估力度。各地在2003年年底前制定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校学生军训教学评估标准》和《高级中学学生军训评估标准》，定期对学校进行检查验收。要及时总结经验，建立和完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和措施，并抓好落实，严防各类事故的发生。
　　本规划的贯彻实施，是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和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一项繁重而又艰巨的任务，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军事部门和普通高等学校、高级中学要以高度的责任感，为实现规划提出的发展目标和各项任务而努力，开创学生军训工作的新局面。




论不法经济行为中罪与非罪的界限

赵长青

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新时期，评判不法经济行为的性质，划清不法经济行为中罪与非罪的界限，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政策性和实践性。界定得当，既能开放一些新生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行为，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又能准确地打击经济犯罪，有效地保障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如果界定不当，就可能扼杀一些新生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行为，阻滞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造成罪与非罪的错位。因此，研究不法经济行为中合法、违法与犯罪的界限，对打击经济犯罪和发展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不法经济行为存在的客观性

“不法”二字，一般是指违法、不守法（《辞海》语），而本文所研究的不法经济行为则是广义的，它既包括违反现行法律规范的行为，也包括法律尚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和法律一时难以规范的行为。这部分行为，就是介于法律明确规定为犯罪行为与合法行为之间的一些有法不依、无法可依或者有法难依的经济行为。这部分行为情况特殊，性质难定，是我们研究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界限的主要对象。

在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领域里，只要存在利益的冲突，就必然存在规制人们行为、调整利益关系的法律。尽管在不同的国度里，都制定了刑事、民事、行政法规来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但不法经济行为照样客观存在，只是存在的范围、数量不同而已。这种客观现象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主要表现有：
（一）物质利益的诱惑性

追求物质利益，属于人的本性。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是有与无之争，只能是合法与非法之争。极“左”思潮严重时期，抹杀个人利益的特殊需求，将追求物质利益行为视为大逆不道，因而人的物欲受到压抑，人性受到扭曲，从而延缓甚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性的物质欲望得到解放，这无疑是对发展生产力有利的。但是，在规范人们物质欲求的法制尚不健全的历史时期，各色各式追求物质利益的行为中，不法经济行为便会大量发生。

不法经济行为的牟利性，决定了在实施不法经济行为的群体中，有的人法制观念较强，能够把牟利行为节制在政策、法律的限度内，有的则会走贪婪无度的违法犯罪道路。马克思曾引用英国工会活动家、政治家托·约·登林的话说：“一旦有适当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有５０％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１００％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有３００％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的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①］我国目前确有一些犯罪分子，为贪图不义之财，利令智昏，向社会和法律挑战。
（二）法律规范的滞后性

法律发展的历史说明，由于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即使法律规范在不断变化和完善，而法律自身的稳定性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总是不同程度的存在。任何法律规范一经颁布实施，就应在一定时期内有效，不能朝令夕改。而社会生产力是一个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不断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因此，人们的经济行为总有一些在一定时期处在法律规范调整之外。意大利法学家菲利指出：“法律总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粗糙和不足，因为它必须在基于过去的同时着眼于未来，否则就不能预见未来可能发生的全部情况。现代社会变化之疾之大使刑法即使经常修改也赶不上它的速度”。［②］

社会发展与立法滞后的矛盾，在任何国家都是客观存在的。一般说来，在法制比较健全、社会发展比较平稳的时期，整个社会处于一个较理想的规范状态，这种矛盾就小；反之，在政治、经济大变动时期，超越现行法律规范的新事物不断出现，整个社会处于一个较为混乱的不法状态，这种矛盾就极为突出。

我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同历史上的每次变革一样，旧体制被打破，新体制尚不完善，故新的法律体系的健全还有艰巨的过程。变革中付出代价之一，就是在一定时期内不法经济行为必然增多。
（三）行为性质的模糊性

模糊学认为，客观世界存在着两种事物：一种是人们可以明确肯定它的性质、特征、状态的清晰的事物；一种是人们不能明确肯定它的性质、特征、状态的模糊性事物。在不法经济行为中，有些就属于一时难以界定其性质的模糊性行为。

我国过去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产权关系集中，利益主体单纯，经营格局简单。刑事法律在经济领域中以保护公有制为己任，因而，合法与非法、违法与犯罪的界限易于界定。市场经济是一种比计划经济更为复杂的经济体制。在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虽然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但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的共同发展，导致利益主体多元化，必然会带来产权关系、资源配置、市场竞争等一系列关系复杂化。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获得经济利益的手段也随之变化。特别是新出现一些获取经济利益的新的行为，究竟对社会生产力发展是有利还是有弊，还有待于实践证明。对这种一时难以规范、利弊关系模糊的行为，在社会变革的失衡期是在所难免的。正如杜尔凯姆所说：“只要这种失控的社会动力没有达到新的平衡，这段时期各种价值观都无一定，规则标准也无从说起，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人们很难区分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不公正的；什么是合情合理的要求，什么是非份之想”［③］对我国当前出现的一些利弊关系模糊、一时难以规范的模糊性行为，将会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受到检验，利弊分野，被逐步完善的法律法规“驯服”。

综上所述，不法经济行为是一种客观存在，即使是法制较完备的国家也不可避免。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变型时期，这种现象较为突出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二 评判不法经济行为罪与非罪界限的标准
（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是界定不法经济行为罪与非罪界限的实质标准。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实质标准。这里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看有无危害社会的行为。有危害社会的行为，才具备犯罪的前提条件，没有危害社会的行为，便无犯罪可言。二是看行为危害社会的程度。只有当危害社会的行为达到触犯刑律的程度，才能以犯罪论处，如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则不能认为是犯罪。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掌握和理解这个标准。原苏联著名刑法学家斯皮里多诺夫曾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多样性和每个行为客观造成的损害程度的历史变异性，把评价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标准问题提到了首位。如果没有这样的标准，要社会对犯罪作出自觉的或公正的反应，这基本上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从社会学的理论看，行为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适应的程度，是评价人的行为的标准。”［④］在这里，斯氏提出了一个评判人的行为性质的标准，即人的行为是否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适应。行为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相适应的，就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有益于社会的行为；与社会发展规律不完全相适应的，就是对社会有一定程度危害性的行为；与社会发展规律背道而驰的，就是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这个观点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史观的，也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刑法原理的。

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评判人的行为的标准是不同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⑤］即使在同一个国家里，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衡量人们行为性质的罪与非罪的标准也是不同的。我国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犯罪认定标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当前我们刑法理论界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市场经济体制下认定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标准。
（二）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评判不法经济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事实标准。

根据邓小平同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刑法作为上层建筑，它的根本任务就是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党的“十四大”的政治报告中，又根据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指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这个“三有利”标准的实质是生产力标准。这个标准既是指导、检验各项工作的标准，当然也就应当引进刑法领域，作为评判行为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标准，也就是界定不法经济行为的罪与非罪界限的事实标准。

把生产力标准引进刑法领域，作为判定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标准，必然要引起犯罪观的更新和认定犯罪具体标准的变化。但对怎样理解和适应生产力标准，目前缺乏统一的认识。从见诸于书刊发表的论著中看，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法律标准论。有的文章认为：生产力标准是一种宏观的标准，并且十分抽象难以把握。如果以生产力标准取代法律标准，就会导致法律虚无主义。因此，必须在总体上坚持犯罪构成作为经济犯罪的认定标准，在法与理冲突的情况下，以生产力标准作为适当的与必要的补充。

二是生产力标准论。有的文章认为：行为是否危害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及其程度，应是区分经济犯罪的罪与非罪的标准。并具体指出：一是行为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区别犯罪与正当的界限。是否“有利于”，主要看社会效果、行为手段、历史背景和当时的主客观情况。二是危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这是区分犯罪与一般违法的界限。危害程度如何，主要应结合情节是否恶劣、数额是否巨大、后果是否严重等情况，综合考虑加以确定。这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是当前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因而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法经济行为都发生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可能不危害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只要掌握好生产力标准，就能区别罪与非罪的界限。

三是双重标准论。此说的主要观点是：评判具体经济行为有无社会危害性，既要以是否利于生产力发展总标准为指导，又要坚持以法定的犯罪构成为依据。这种观点认为，前者具有政策的指导意义，后者是法律表现形式，在政策的指导下，掌握好犯罪构成的具体内容，才能划清不法经济行为中的罪与非罪的界限。

四是最终标准论。此说认为：生产力标准终究是社会评价体系中一个根本的、最终的标准，要从本质上把握某种行为是否真正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把它误解为经济标准，也不能把它误解为绝对唯一的排他性标准，不能脱离其他具体的法律标准而孤立存在。这种观点的中心意思是，生产力标准只是根本的、最终的标准，不具有排他性，要评价人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还是要通过具体的法律标准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