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行政诉讼，建设法治国家

魏君灿


内容摘要：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是我国宪法确定的基本的治国方略，因此法治国家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和追求的理想的社会状态。在法治国家中，如何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及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合理行政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行政诉讼制度着重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将从行政诉讼与法治国家的内在关系出发，深入分析我国行政诉讼对法治国家的作用、存在的不足之处及完善措施。
关键词：行政诉讼 法治国家
一、行政诉讼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可以把国家分为人治国家和法治国家两种。在人治国家中，“国王就是法律”，国王的权力至高无上，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于一身，国王可以随意制定、修改法律，人民群众丝毫无人权可言。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法治国家逐渐成为人类的追求。这是由人治国家种种制度上的缺陷所决定的，其实在我国就有比较深刻的教训。1957年开始至1976年，阶级斗争盛行，党和国家从轻视法治发展到彻底抛弃法治，法律虚无主义盛行。十年浩劫，宪法名存实亡，公检法被砸烂了。大搞群众办案、群众专政，酿成了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建设的悲剧，更是法治建设的悲剧。痛定思痛，在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法治建设，更在宪法中明确把法治国家作为我国的追求。法治国家的建设必然要求行政诉讼的建立和完善，这是由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
（1）制约行政权力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众所周知，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一切公共权力都受法律的控制和约束。在理论上可以被称为“控权论”。这种理论认为，权力需要控制，一切权力都有滥用的可能，权力越大，越有滥用的危险，越需要控制。这种观念首先来源于孟德斯鸠，他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说来奇怪，就是品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在权力体系中，行政权力是行政机关管理内政、外交的权力，即各级行政机关依照法律的授权，在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项行政事务的管理权力，同样应该受到法律的控制，特别在现代社会，行政权无处不在，无处不有，越来越多地介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果不对行政权力依法控制，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就会受到侵害。行政诉讼就是基于这种需要的产物。
（2）保障权利是法治国家的法律价值
权利是法律的重要价值准则。如何对待权利，是不同类别法律的重要区别。在法治国家，权利总是被法律所强调和保护，在人治国家，权利总是被践踏和抛弃。“权力与权利有着重大的区别。首先，在终极意义上，权利是权力的基础，权力不是权利的基础。其次，权利要由权力予以保护，权利本身往往难以自保，而权力本身却有充分的自我保护能力。第三，权利本身不具有国家强制性，对其保护要依赖权力，而权力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国家强制性。权力与权利的区别就决定了权力易于膨胀，而权利难以自保。权利与权力之间，权利易于受到权力的侵犯。为了保障权利，法律就必须制约权力。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状况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民主程度”。 法治的首要任务就是对权力的制约，严格规范权力的范围和行使，防止权力对权利的侵犯，实际上也就是保障民主，在任何法治国家，民主总是法治的内核和精神。离开民主就没有法治，所以法治就必然要求对权力进行制约，为权利提供保障。在我国以前和现实中，权利很难有良好的法律保障。权利总是受到权力和义务的侵犯，因此强调对权利的保护意义更为重大。
二、行政诉讼在法治国家中的重要作用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自建立起，促进了人民法治观念的强化，促使行政机关依法办事，提高执法水平，使我国的行政法治化向前迈进了一步。具体说，有以下作用：
（1）行政诉讼有利于宪政的实现。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各项法律的基础，它的原则规定需要通过建立各种具体法律制度而得以实施。行政诉讼的建立，一方面是以宪法为根据，另一方面也正是为了保证宪法原则规定的实施。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赋予了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向有关国家机关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 为切实保障公民这一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就必须建立相应的处理申诉、控告和检举事项的制度，行政诉讼正是公民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向人民法院申诉和控告，由权威、公正的人民法院通过审理行政案件予以处理而落实公民权利、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法制社会中往往以宪法的充分实现为其法制的最高价值，行政诉讼的建立健全是实施宪法的重要保障。
（2）行政诉讼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的法治意识。长期来说，我国一直是人治国家，行政权力在我国肆无忌惮，不受任何限制，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淡薄，民主观念缺乏，诉讼在我国历来是一件可耻的事，根本没有“民告官”的意识。通过行政诉讼制度的实施，人民群众在人民法院主持、指挥下，自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有助于打破"官贵民贱"、"官治民"的旧观念，培植和增强全体社会成员民主、法治意识。
（3）行政诉讼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能，为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作出努力。行政诉讼一方面通过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来监督行政机关，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中监督政府依法行政，另一方面，通过法院的司法审查机制，作出撤销、维持或者变更具体行政行为等判决，实现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司法监督。
（4）行政诉讼保障了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我国《行政诉讼法》的首要目的就是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一方面通过行政相对人的自身维权行动来保障合法权益不受行政机关的非法侵犯，更通过法院的公正司法来帮助处于弱势地位的行政相对人获得公正。司法实践中，在大量的“民告官”案件中，行政相对人胜诉。
（5）行政诉讼促进我国民主制度的完善。 行政诉讼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功能是保障公民权利、自由的充分实现。因此，行政诉讼无疑是建设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推进以实现民主政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三、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几点思考
目前，我国的行政诉讼实践中还存在许多不合理的情形：如行政诉讼目的的双重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过于狭窄，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全面的保护；行政相对人不愿告、不敢告的现象还较大程度的存在，行政机关对贯彻《行政诉讼法》有抵触情绪，规避诉讼、防碍法院办案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审判人员素质不高、不能适应行政审判的需要。这都需 要在行政诉讼实践中不断完善。我从以下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一谈。
（1）确立行政诉讼的单一目标。关于行政诉讼的目的，在行政诉讼实践中，主在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诉讼的唯一目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离开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也就不会有行政诉讼；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诉讼的目的不仅在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且还包括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并认为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权力不是对立而是统一 的；第三种观点认为“为保护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 认为这一规定是对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目的的集中概括。其实，行政诉讼作为一种司法救济制度，其目的只能是维护和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是适应现实社会迫切需要由权威、公正的司法机关对不法行政行为侵犯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予以司法救济，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行政机关是行政执法的主体，行政机关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强制行政相对人接受和服从行政管理，而不必也无须借助行政诉讼来实现行政机关所代表的国家意志，维护行政机关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特别在我国，行政观念极强、行政权力极大，极容易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完全没有必要保障行政机关行使权力。
（2）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全面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受案范围集中体现在三个条文中，即第2条、第1l条和第12条。第2条以概括的方式确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界限，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其第11条，在第1款中以肯定列举的方式列出了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各种具体行政，并在其第2款中以概括的力式将难以列举全面。今后将逐步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作为补充。第12条以否定列举的方式对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事项作了排除规定。从法律条文来看，我国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设定问题上采用概括与列举相结合的混合模式。这一模式难免产生逻辑上的不周延问题，容易引起法律条文之间的冲突和不协调，在现实法律运用中容易引起理解上的不一致。从行政相对人能提起行政诉讼的对象来看，局限于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抽象行政行为不会对当事人产生直接的损害，但实际上很多抽象行政行为直接对私人的权利和义务加以限制，并不需要具体行政行为的中介；而且即使能够通过提起具体行政行为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由于只能针对个案而不能否定整个抽象行政行为的效力，因此并不是一种经济的制度选择，因此有必要把抽象行政诉讼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与《行政诉讼法》所保障的权利紧密相连。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我国行政诉讼保护的权益范围一般包括相对人的人身权与财产权。这种权益保护范围的限制并无多少正当性可言。在现代社会，诸如受教育权、政治权利、劳动权和文化权等对公民同样重要，离开这些权利，公民的生存与全面发展即面临巨大的威胁。目前很多法院在受理案件时，对人身权和财产权作扩大解释，并将其与民法上的含义分离，例如将知识产权和受教育权也包括在内，这显然符合我国行政诉讼法保障公民权利的根本精神和我国社会主义法冶的发展方向；在未修改现行行政诉讼法的情况下，从更有效保护相对入合法权益的目的出发，也可考虑将劳动权、文化权等未超越人身权和财产权文义范围的权利，通过扩大解释纳入行政诉讼所保护的权益范围之内。其他一些权利由于已经超越了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文义范围，应当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扩大行政诉讼对权利的保护范围。
（3）完善我国的行政诉讼类型。行政诉讼的类型化具有提供适当的权利保护类型、统一处理和筛选适当的诉讼方式以及调整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功能。我国行政诉讼的类型化尚不发达，限制了行政诉讼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①主观诉讼是指以保护主观个人权益为目的的诉讼，原告的起诉资格取决于是否存在对其实体法上权益加以保护的必要。而客观诉讼是为了维持客观公法秩序而进行的诉讼。我国《行政诉讼法》仅规定了主观诉讼，对客观诉讼未予涉及，在其他的单行法中也罕见对此作出规定者。为了更充分地发挥行政诉讼制度的功能，应当通过完善行政诉讼法和相关的单行法，建立客观型行政诉讼。具体来说，对于涉及环境保护等事关公共利益的事件，可以考虑允许公民以纳税人的身份提起行政诉讼，当社团成员的普遍利益受到侵害时，社团应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行政诉讼，当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侵犯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时，应当由特定的国家利益代表人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违法的行政行为或强制行政机关履行职责。②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形成诉讼(撤销与变更诉讼)和给付诉讼，对确认诉讼未予规定，但确认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承认，并在最高法院新的司法解释中得到确认，因此，从总体上来看，这三种诉讼类型均已具备。但我国行政诉讼法仍存在欠缺，主要体现在仅注意到各种诉讼判决内容的不同，而未能全面考量各种诉讼类型在适法要件、举证责任、诉讼时效等诉讼规则上的差异。行政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在程序规则的设计上主要着眼于撤销诉讼，对其他类型诉讼的程序规则的特殊性注意不够，例如无效确认诉讼，这一诉讼形式在国外没有诉讼期限的限制，但在我国司法解释中并投有得到体现；又如给付诉讼的举证责任与撤销诉讼也存在重要的差别，我国《行政诉讼法》对此未予重视。这些缺陷都需要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的方式加以克服。
（4）建立相对弱化的职权主义行政诉讼模式。从世界各国来看，行政诉讼模式主要有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种。因为当事人主义的正常运行建立在双方当事人参与能力大体对等的前提下，但在我国行政机关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并且常以保密等各种理由拒绝公民、法人获得证据，公民、法人调查事实、收集证据以及对法律掌握的能力都无法与行政机关相抗衡。而且由于大多数行政诉讼的代理费用较少，阻力和压力大，不能吸引更多的律师(特别是优秀律师)作为代理人参与诉讼。因此，如果实行当事人主义，必将严重影响行政审判的实体公正，不利于对相对人权益的有力保护。应当以借鉴大陆法系职权主义模式为基础，同时注意明确职权主义的界限，井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其加以弱化和限制。以职权主义为基础应当体现在下列方面：法院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不以原告所主张事实为限，而应当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要件出发对其进行全面审查；法院对于有助于查明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应当依职权进行积极全面的调查；当事人的自认对于法院没有拘束力。行政诉讼采取职权主义的主要目的，是保障作为弱者的原告能够与行政机关形成有效的对抗。如果法院在行政审判活动中为行政行为合法性提供事实和证据加以支持，则将造成相对人更大的困难并使其对提起行政诉讼视为畏途；这在我国行政案件偏少、相对人诉讼意识淡薄的情形下是应当加以克服的。为此，应当明确行政诉讼中职权探知主义的单方性；即法院调查的事实和证据只能用以证明行政行为的违法性，而不能用来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这与典型的职权探知主义相比似乎对保护公共利益不利，但是行政机关的能力已经足够收集到其所作的证据，法院不协助被告举证，对实体真实的发现一般并无影响。


对一“保险诈骗案”所涉相关问题探讨
王晓辉*
一、 问题的提出：是牵连犯还是想像竞合犯
基本案情：行为人王某为了诈取保险金与张某合谋，由张某将王某从一汽车公司承包的客车烧掉，事后付给张某一定的酬金。该客车归汽车公司所有，投保人和受益人均为汽车公司。一日凌晨，张某携带汽油到汽车公司，将王某停放在汽车公司院内的客车烧毁，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万五千余元。当时车站内停有其他车辆十余辆，燃烧地点距家属楼16米，距加油站25米，距气象站7米。事后，王某将客车被人烧毁的情况通报该汽车公司。保险公司未能及时查明起火原因，遂向投保人支付赔偿款三万余元。
本案中，行为人王某为骗取保险金，以放火烧毁投保汽车的方法，通过投保人向保险公司骗得保险金的行为该如何处理，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的目的是骗取保险金，但他们只实施了放火烧车这一个行为，并未实施诈骗保险金的行为；且行为人不具备保险诈骗罪的主体资格，其欲以放火的手段骗取保险金的想法和做法，是对保险合同的误解，事实上他也不可能向保险公司索赔。行为人放火烧毁汽车的行为具有双重性质，触犯了两个罪名，对于保险诈骗罪而言，它只是预备行为，构成预备犯；而行为本身又构成放火罪。一行为触犯数罪名，完全符合想像竞合犯的特征。因此，根据想像竞合犯的处断原则，以放火罪论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首先，该观点一方面认为行为人不可能实施保险诈骗罪的行为，但又承认放火烧车是保险诈骗的预备行为，自相矛盾。其二，以不具备保险诈骗罪的主体资格和对保险合同的误解为由，否认其实施该犯罪的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即使不具备某罪的主体资格，也可以通过其他人实施该种犯罪，否则在现行刑事规范条件下，就不能解释妇女也可以成立强奸罪的共犯甚至是实行犯；而且，对保险合同的误解不能阻却行为人的犯罪故意，而能不能从保险公司骗取保险金也不能阻却保险诈骗罪的成立，因为刑法关注的是其保护的法益受到了多大程度的侵害，而不是行为人通过犯罪行为是否获取或者获取了多少利益。其三，没有全面准确地认识行为人的整个行为过程，忽略了行为人“接他人之手”犯罪的事实，简单的将行为人实施放火烧车的行为归结为“一个行为”，不能解释骗取保险金的故意与实施放火行为的主客观相脱离的矛盾。笔者以为，本案中王某的行为构成放火罪与保险诈骗罪，两罪在刑法理论上属于牵连犯。
二、 想像竞合犯和牵连犯的区别
我国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和想像竞合犯都是罪数形态领域的问题。其界限在理论上往往易于混淆，在实践中也难以辨别。想像竞合犯，亦称想像数罪，是指行为人基于一个犯罪意图所支配的数个不同的罪过，实施一个危害行为，而触犯两个以上异种罪名的犯罪形态。 简言之，即是一个危害行为触犯数个罪名的情况。从法理上分析，在想像竞合犯的情况下，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数个不同的具体罪过，既可以是数个内容不同的犯罪故意，也可以是数个不同的犯罪过失，而且也可以包括犯罪故意和过失。“从一定程度上讲，数个不同的具体罪过，是受具体犯罪故意或犯罪过失制约的犯罪行为构成想像竞合犯的根本原因或基本前提，也是想像竞合犯其他构成特征的基础。” 在客观方面，行为人只实施了一个危害行为，即是说，不同的具体罪过必须体现于一个危害社会行为之中，并借助于一个危害行为方能达到主观见之于客观即危害社会的结果。同时，该一危害行为必须同时直接作用于体现不同直接客体的数个犯罪对象，进而侵犯不同的直接客体。
牵连犯是指犯罪人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而其犯罪的方法（手段）或结果行为触犯其他罪名的犯罪。 也就是说，行为人为了达到某一犯罪目的，而实施犯罪行为，在实施犯罪行为的过程中，其采取的方法行为（或手段行为）或结果行为又可构成另一个独立的犯罪。申言之，基于一个最终的犯罪目的而形成了牵连犯罪的目的行为、方法行为、结果行为相对应的数个犯罪罪过。在这些罪过的支配下的目的行为、方法行为、结果行为相对独立并完全具备犯罪构成要件，而这些危害行为具有牵连关系。所以，要成立牵连犯，必须在某种犯罪的性质上，通常是作为其手段实施的行为，或者某一种犯罪的性质上通常是作为其结果事实的行为。亦即数个行为，这些行为必须立于“手段—目的”、“原因—结果”的关系。而且，这数行为都符合独立的构成要件的犯罪。所以，犯罪的手段或结果行为是不可罚的事前行为或不可罚的事后行为，为主犯罪本身所吸收，不成立独立的犯罪时，当然不构成牵连犯。
牵连犯和想像竞合犯同属“处断的一罪”的罪数形态，因而在理论上有许多若干相通或相似之处，实践中经常发生混淆。从二者的概念分析，牵连犯和想像竞合犯都存在触犯数个罪名的情况，而且往往可以找到数个罪过和数个结果。此外，牵连犯的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往往被理解为犯罪方法或犯罪结果，这就使两者常被人们混同。其实，二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成立牵连犯的首要条件是其行为的复数性，数行为的存在是构成牵连犯的前提条件，且数行为之间存在牵连关系。而想像竞合犯是实质的一罪，行为人实施一行为所采取的犯罪方法或造成的犯罪结果虽然可能触犯其他罪名，但因其只有一个行为，也就不存在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的问题。例如，用放火的方法杀人或者放火导致他人被烧死，尽管有放火的方法或致他人死亡的结果，但这些方法或结果均不是独立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其触犯的放火罪和杀人罪两个罪名的行为有一定的重合性，即基于数个罪过的该行为所涉数罪的构成要件有部分的交叉或重叠。在整个犯罪构成中居于核心或重要地位的危害行为是单一的，为所触犯的数个罪名共有；其所侵犯的数个直接客体及所造成的数个危害结果，并没有实际存在的等量危害行为与之相对应，只是因观念上的竞合或人们主观上的“想像”而构成了数罪。由此，牵连犯与想像竞合犯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行为人实施了一个还是数个行为。只有掌握了这一点才可以从本质上将两者区别开来。
那么，本案中王某究竟实施了一个行为还是数个行为？不管主张想像竞合罪还是坚持牵连犯，都承认王某放火罪的成立。问题的关键在于王某有没有实施保险诈骗的行为。主张想像竞合犯的观点，认为王某不具备保险诈骗罪的主体资格，不可能实施保险诈骗行为；放火烧车的行为具有双重的性质，只实施了放火一个行为。笔者认为，王某虽然不具备该罪主体资格，也没有亲手实施该行为，但他通过不知情的投保人从保险公司骗取保险金，根据刑法理论中间接实行犯的概念，可以认为王某间接实行了诈骗保险金的行为。
三、间接实行犯与身份：不具备主体资格的人也可以构成法律要求特殊主体之罪
我国刑法对间接实行犯并无明文规定，但实践中却客观存在。刑法理论也有间接实行犯的概念。间接实行犯把一定的人作为中介实施其犯罪行为，其所利用的中介由于具有某些情节而不负刑事责任或不发生共同犯罪关系，间接实行犯对于其所通过中介实施的犯罪行为完全承担刑事责任。这种实施犯罪行为的间接性和承担刑事责任的直接性的统一，就是间接实行犯。 间接实行犯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通过他人是实施间接性，或称构成要件的间接充足性。其行为主要由诱致行为和通过他人工具性行为构成。间接实行犯在本质上与直接实行犯一样，都是实行犯。 尽管学者在论述间接正犯的正犯性根据的时候，所持意见不一， 但其正犯性是确定的。首先，间接实行犯在主观上具有危害社会的犯罪故意，这种故意是建立在利用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第三者或某些合法表象的基础之上，希望通过被利用者的行为达到预期的犯罪结果。其次，客观方面，间接实行犯实施了利用他人行为来实行犯罪，被利用者实施的行为与危害结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间接实行犯的行为与犯罪结果存在间接因果关系。根据犯罪的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将少数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统一起来，便是间接实行犯质的规定性，也是间接实行犯特殊的犯罪构成及应当完全承担刑事责任的理论基础。
但是，间接实行犯的存在不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例如，在身份犯的情况下，没有特定身份的人不能实施间接实行这种犯罪，但是可否利用具有特定身份的人而成为间接实行犯呢？对此，刑法理论上存在三种观点。 一是肯定说，认为一切犯罪都可以成立间接实行犯，没有身份的人利用有身份而没有故意或无责任的人实施犯罪而成立间接实行犯。二是否定说，认为没有一定身份的人，即使利用有身份的人实施犯罪，其自身也不能成立犯罪。三是折衷说，认为以一定的身份为成立要件的犯罪，无身份者对此可否成立间接实行犯，应视身份对于犯罪的性质而决定。凡依法律的精神，可推知该项处罚规定是专门对具有一定身份的人而设的，则无此身份的人不能成立为直接实行犯，也不得成立间接实行犯。反之，以身份为要件的犯罪，其身份仅为侵害法益事项发生的要件的，则无身份的人仍可利用有身份的人完成侵害法益的事实，而无妨于犯罪的成立，应认为可以成立该罪的间接实行犯。肯定说和否定说不适当地扩大和缩小了间接实行犯的范围，是不妥的。笔者赞同折衷说。就保险诈骗罪而言，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其主体一般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那么，不具备这一主体资格的人可否利用有此身份的人实施保险诈骗行为而单独构成保险罪呢？笔者对此持肯定回答。该罪的主体身份并不是由保险诈骗罪的性质决定的，而是由于在签订保险合同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定身份。无身份的人仍可以通过保险合同关系侵害保险制度和保险公司的财产所有权。也许正是基于此，有学者对我国现行刑法对保险诈骗罪的主体作出限定提出异议。“从理论上说，保险诈骗罪完全有可能由一般主体实施，而且一般主体实施或者特殊主体实施在行为的客观表现，行为人的犯罪恶性以及对保险业的危害等方面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也就是说，只要是利用保险合同关系诈骗保险金的，不管是什么人实施，其性质是一样的。” 由此，笔者认为，不具备保险诈骗罪主体资格的人，可以通过没有故意或无责任的人实施保险诈骗行为而成立该罪的间接实行犯。
四、行为个数的判定：行为人实施了放火和诈骗保险金两个行为
在前面已经分析过，牵连犯与间接实行犯的区别主要在于行为人是实施了一个行为还是数个行为。关于行为一个性的判断标准，有如下几种学说： （1）主张根据自然的观察来认定；（2）主张根据社会的见解来认定；（3）主张以构成要件为标准来认定。上述诸说，第一种观点很少被采用。由于自然的意思活动在社会的意义的关联中，受统一的评价，自然意义上的一个行为在社会观念上能认为是一个，所以主张结合第一和第二种观点的意见有一定道理，但这样的见解也受到了批评。认为舍去构成要件的观点来决定行为的个数，在这一点上是有疑问的，即认为是观念的竞合或者认为是并合罪，不应当离开对行为的构成要件的评价来考虑，而应当根据其构成要件的评价与“科刑”的均衡这一观点来决定。因此，山中敬一据此概括起来说：“认为是以自然的，社会的判断为基础，而且加以从构成要件的观点所作的规范判断的综合判断，应当说是妥当的。”马克昌教授也认为综合上述三说的综合说，“看来是比较可取的”。 张明楷教授也认为，在想像竞合犯的情况下的一个行为，与触犯数个罪名相关联，因此还要进行某种程度的规范的理解。
根据综合说，在想像竞合犯情况下的行为在构成要件范围内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重合问题。这就会产生在怎样的范围内重合被认为是“一个行为”的问题。对此，理论上有四种学说：（1）主要部分合致说，或称主要部分合体说，认为符合数个构成要件的各自然的行为至少要其主要部分重合；（2）一部分合致说，或称一部合体说，认为只要在任何一点上重合就够了；（3）着手一体说，或称着手合体说，认为在实行的着手阶段各个自然的行为要一体化；（4）分割不能说，认为必须实施一种行为不实施另一种行为是不可能的，分割开来就不可能来考虑。上述诸说中，一部分合致说过分的扩大了一个行为的范围；着手一体说要求着手时间一致，则缩小了一个行为的范围。而分割不能说的判断标准暧昧。尽管主张主要部分合致说中的主要部分是什么，怎样的范围欠明确性，但该说是最妥当的。马克昌教授认为，“主要部分合致说虽然什么是主要部分有不明确之处，但在实际中一般是可以认定的，因而与其他各说相比，还是当以此说为妥。”
根据主要部分合致说，判断所涉数罪名的行为是一行为还是数行为就要看其构成要件的行为在主要部分是否重合。例如，以放火的方法杀人或者放火导致他人被烧死，在这些情况下，放火罪和杀人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大部分是重合的，杀人的后果是在放火行为过程中同步完成的。行为人尽管有方法或结果，但这些方法或结果均不是独立的行为。又例如，行为人以伪造证件印章的方法，诈骗他人钱财，由于伪造证件印章的行为与诈骗的行为是相对独立的，不存在交叉或重合的关系，而且均可构成独立的犯罪。
本案中，行为人实施放火烧毁投保汽车的行为构成放火犯罪，但这一行为充其量只是骗取保险金的预备行为，因为，对于保险诈骗罪而言，到保险公司索赔的行为或者提出支付保险金请求的行为，才是实行行为；开始实施索赔行为或者开始向保险公司提出支付保险金请求的行为，才是本罪的着手。 放火行为只是为骗取保险金制造了条件，而不能成为保险诈骗罪的主要行为。如果认为本案中行为只有一个行为（即放火行为，保险诈骗的预备行为被放火行为吸收），在汽车公司缺乏犯罪故意的情况下，则无法解释保险公司被诈骗的事实，也无法说明行为人诈骗保险金的故意与放火烧车这一行为之间的主客观偏离的矛盾。结合想像竞合犯的概念，认为行为人只有一个行为则会出现逻辑上的两难：如果说放火是保险诈骗犯罪的方法，则必须在承认保险诈骗罪的前提下，放火仅仅是一个方法，而非相对独立的行为，这与想像竞合犯情况下定放火罪相矛盾；或者说行为人主观上想放火而造成了保险诈骗罪的结果，也即是保险诈骗只是放火罪的犯罪结果，这与案件事实和刑法理论相悖的。
那么，本案中行为人是否实施了数行为呢？笔者持肯定态度。首先，王某基于诈骗保险金的犯罪意图和根本目的，实施了放火烧车的行为，并通过汽车公司的索赔行为从保险公司取得保险金；根据间接实行犯的理论，汽车公司的索赔行为对王某而言具有正犯性；其次，放火烧车的行为与通过汽车公司骗取保险金的行为是相对独立的数行为，且分别构成了放火罪和保险诈骗罪；最后，放火烧车的行为对于诈骗保险的行为而言是方法行为，两者具有方法与目的的牵连关系。
五、结论：牵连犯的成立与处断
根据以上的分析，行为人为骗取保险金，在实施放火烧毁投保汽车的行为后，向汽车公司谎称汽车被人烧毁，通过汽车公司向保险公司索赔，致使保险公司财产的损失。前者是方法行为，后者是目的行为，两者之间具有牵连关系，触犯了两个不同罪名，属于牵连犯。
虽然我国现行刑法没有对牵连犯的概念及处罚原则未作规定，但这种数罪形态因数行为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实际上客观存在。尽管刑法理论上对牵连如何处理存在分歧， 但目前公认的处断原则是“从一重处断”，即按数罪中的重罪论处，不实行数罪并罚。但这只是一般原则，并不排除刑法另有规定。即是说，对某些牵连犯如刑法明文规定要数罪并罚，还是应当依法实行数罪并罚。如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保险诈骗罪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法数罪并罚的规定就属于这种情况。根据这一规定，本案中王某的行为构成放火罪和保险诈骗罪，实行数罪并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