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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浙江温岭幼师虐童案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强烈谴责。随着大量虐童行为的发生，公众及媒体支持虐童行为入刑的呼声不断高涨。2012年10月29日，一项网络调查显示，95.6%的网民支持使用刑法规制虐童行为，以刑罚的方式震慑、惩戒施暴者。[1]学界中也不乏支持者，并就如何作出进一步的立法修改与完善提出建议。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现有的刑法条文中有关故意伤害罪、侮辱罪等规定，已经足以调整相关虐童行为；不应该过度受舆论与民意的影响，而在刑法中增设所谓的“虐童罪”。[2]笔者认为以浙江温岭幼师虐童案为例，在罪名适用的问题上，虐待罪、侮辱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都不是最好的选择，适用起来难免令人感到牵强。虽然上述四种罪名均无法适用，但从客观行为来看，教师虐待儿童的行为更接近虐待罪的行为特征。虐待罪的行为表现为持续地、经常地对被侵害人进行肉体上的摧残与精神上的折磨，如殴打、侮辱等。但刑法分则关于虐待罪的规定难以对非亲属共同相处人员间的虐待行为进行有效的规制。因此，可以考虑通过修改完善虐待罪的立法规定，实现虐童行为的犯罪化，以更好惩治虐童行为。

一、虐待罪的主体范围应否扩大

刑法规定虐待罪的主体是“家庭成员”，即虐待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只能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而不包括其他相关人员。关于“家庭成员”的范围。学界较通行的观点认为其必须与被害人有一定的血亲关系、婚姻关系或收养关系，并在一个家庭中共同生活，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也包括自愿承担抚养义务的与其共同生活的其他亲友等。[3]但是，有一些学者却认为上述“家庭成员”的概念过于狭窄，不能有效规制层出不穷的虐待类社会现象，应对其作出扩大解释。[4]笔者支持扩大虐待罪主体的观点，认为刑法目前的规定明显滞后于社会的发展，不利于对虐待行为的规制。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社会发展使得家庭模式发生一定的变化，因而应扩大“家庭成员”的范围。家庭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步，家庭形态的发展也如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样，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传统的家庭成员一般指基于血亲和姻亲关系而紧密生活在一起的人员，例如父母、子女、祖父母和夫妻，也包括虽没有血亲和姻亲关系但生活在一起的继父母与继子女、养父母与养子女。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受多种外来文化思潮的影响，传统的家庭生活形态和伦理形态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主要表现为出现了一些虽然在道德上不能为大众所接受，但有关人员却实际生活在一起的新型家庭。有学者将此类家庭形式概括为非传统的实然家庭，认为主要包括未婚同居家庭、非法同居家庭、同性恋家庭、“二奶”家庭、收买妇女后组成的家庭等。[5]新型家庭中的成员不仅平时生活在一起，相互之间也负有一定的照顾、教育、扶养义务。某一成员在生活中完全可能以打骂、冻饿、侮辱、谩骂、有饭不给吃、有病不给治、强迫做超体力劳动、随意禁闭等方法，对共同生活的其他成员从肉体上、精神上进行折磨、摧残。如果不将上述人员纳入“家庭成员”的范畴，将不利于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第二，社会的发展导致社会结构的格局发生变化，并非只有家庭成员才可能生活在一起，虐待行为已突破了“家庭成员”的范围。有学者指出：“我们社会结构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不一定是相同的。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6]在传统社会，不管这个圈子如何伸缩，亲疏关系永远都很明确。只有离中心最近的家庭成员才可能密切生活在一起，相互之间产生一定的扶养、照顾、教育义务。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解构，为了工作、生活、学习等，人们的流动性加强，这种差序格局也发生一定变化。有些离中心较远的非“家庭成员”，也可能因为某种原因而与某个人密切生活在一起并相互负有一定的扶养义务。例如，师傅和与其一起生活的学徒工之间的关系。另外，随着独生子女时代的到来和社会老龄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社会生活中屡屡发生的家庭保姆虐待儿童、养老机构的护工虐待老人、医疗机构的护工虐待病人、幼儿教养机构忽视或虐待婴幼儿等新现象，都不同于传统的虐待行为。

第三，借鉴国外立法经验，扩大虐待罪的主体范围，以适应社会生活变化的实际情况。除越南等少数国家的刑法典将虐待罪的主体限定为“家庭成员”外，大部分国家规定的虐待罪主体范围都比我国规定得宽泛，并主要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没有在刑法典中对虐待罪的主体范围作出任何限定，如《俄罗斯联邦刑事法典》和《菲律宾刑法典》。[7]第二种情况是虽将虐待罪的主体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但其范围比较宽泛，并不限于“家庭成员”。例如《德国刑法典》中虐待被保护人罪的主体为对不满18岁之人或因残疾、疾病而无防卫能力之人负有照料或保护义务的人，或属于行为人的家庭成员，或是被照料义务人转让其照料义务之人，或行为人属于其在职务或工作关系范围内之下属；《葡萄牙刑法典》中虐待罪的主体为对行为人负有照顾、保护或者负有指导或教育责任的人，或者与未成年人或者无助人具有劳动关系的人；《意大利刑法典》中家庭虐待或者虐待儿童罪的主体为家庭成员或者因教育、培养、治疗、监管、看管、行使职业或者技艺等原因而负有一定照料义务的人；而《捷克刑法典》则是通过虐待被托付人罪和虐待共同居住人罪两个罪名将其主体限定为负有照料、教育责任的人或亲属或与其共同住所居住的其他人。[8]

因此，为更好规制目前频发的虐待类案件，可以考虑适当扩大虐待罪的主体范围。前些年，媒体经常报道的雇主虐待保姆案件，就曾引发一些学者对虐待罪主体范围的讨论。对于雇主与保姆、师傅与学徒工等在共同生活中出现的类似于家庭成员间的虐待行为且情节严重的情况应该如何处理，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此问题的主要争议点是，把基于此类关系的人员纳入“家庭成员”之中是否合理。[9]笔者认为，不能通过扩大解释把上述人员简单归入“家庭成员”之列，否则可能导致解释的内容超出刑法规定用语的可能含义，从而难以为社会一般大众所接受。对此，可以将虐待罪的主体范围扩大至“家庭成员”之外的人，即对被虐待人负有照顾、保护或者指导、教育责任的人。

就虐童行为而言，扩大虐待罪的主体范围，有利于实现此类行为的犯罪化，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强化刑法的秩序维护机能。虐童行为的犯罪化有利于更好规制虐童行为，充分发挥刑法的震慑作用和预防功能，强化刑法的秩序维护机能。（2）深入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同时关注两个方面，该宽则宽，当严则严，绝不能一味强调刑罚的轻缓化。从近期频发的虐童案件来看，刑法对其的规制似乎过于“宽缓化”，导致大部分虐童行为不能适用刑法进行规制，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难以实现。因此，有必要通过扩大虐待罪主体范围将虐童行为犯罪化。（3）推进人权保障理念的执行，加强对儿童权利的保护。现行刑法中虽然已有大量保护儿童权利的规定，但是，仍有一些不尽完善之处。虐童行为亟需犯罪化，只有这样才能强化对儿童的人权保护，以更好推进人权保障理念的执行。（4）促进与相关立法的衔接。建国以来，我国在儿童保护方面，有一系列配套的法律法规，但是，这些法律大多从宏观层面进行政策性引导，不仅没有明确、具体的条文规制侵犯儿童的行为，而且对虐待儿童行为的法律定性不清晰，导致虐待儿童的行为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规制，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诸多困惑。因此，应尽快将虐待儿童的行为犯罪化，以促进刑法与相关立法的衔接，更好地惩治虐童行为，保护儿童的权利。（5）有助于更好履行相关的国际义务。我国已经加入很多儿童保护方面的国际公约，理应切实践行相关国际公约，以更好保护儿童的权利。尤其是在我国已经批准加入《儿童权利公约》的背景下，更应通过不断完善国内的相关法律、制度，为全面保护儿童的权利提供有力保障。

二、“情节恶劣”的规定应否删除

刑法规定虐待罪的构成要件是“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对虐待行为的主要形式，学界并无太大争议，通说认为其表现为经常以打骂、冻饿、侮辱、谩骂、有饭不给吃、有病不给治、强迫做超体力劳动、随意禁闭等方法，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从肉体上、精神上进行折磨、摧残。关于“情节恶劣”，通说认为其主要表现为虐待手段残酷，持续时间长，动机卑劣以及屡教不改，虐待老人、儿童、病人或者残疾而不能独立生活的人，先后虐待多人引起公愤等。[10]但对于此罪是否需要“情节恶劣”这一规定，有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应取消“情节恶劣”这一限制条件，凡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就应按犯罪论处以降低其入罪门槛。[11]也有论者认为“情节恶劣”与告诉才处理的规定相矛盾，并且不利于保护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12]但是，笔者认为，现行刑法中不宜删除“情节恶劣”的规定，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情节恶劣”作为定罪情节，是区分虐待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准。并非任何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都是犯罪，只有具有一定社会危害程度的行为才能被规定为犯罪。《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2项已经将“虐待家庭成员”的行为规定为违反治安管理的一般违法行为。如果不以“情节恶劣”作为虐待罪的构成要件，就无法将其与一般的虐待行为相区分。另外，如果删除“情节恶劣”这一条件，降低虐待罪的入罪门槛，无疑会给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带来巨大压力。把有限的刑事司法资源消耗在处理一般违法行为上，将不利于集中司法力量打击那些社会危害程度严重的犯罪活动。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对儿女偶尔谩骂父母的情况也按照虐待罪来追究刑事责任，会导致极大的司法资源浪费。相反，如果将这种一般违法行为排除在犯罪圈外，交给行政机关处理，既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司法资源浪费，又可以利用行政案件处理速度较快的特点，及时化解家庭矛盾，维护家庭的稳定。

第二，即便从更好地保护弱势群体之利益的角度看，删除“情节恶劣”的规定也并非是恰当的解决方法。由于虐待罪的被害人多属于弱势群体，而犯罪分子通常利用其在家庭中经济上或亲属关系上的强势地位来实施虐待行为，侵犯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此，虐待罪的相关规定必须切实保护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而“情节恶劣”的规定看似不利于对特殊群体的利益的保护，尤其是在本罪属于亲告罪的情况下，这一规定可能会推延司法机关的介入时间，并造成难以恢复的严重后果，更加不利于对上述弱势群体相关权利的保护。但是，删除“情节恶劣”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维系被害人与行为人之间的亲情关系。尤其是对弱势群体而言，他们在生存上往往完全依赖行为人，刑法介入过早可能将其与行为人之间的亲情关系彻底推向破裂，从而不利于其基本生活的保障。因此，删除“情节恶劣”的规定并不符合虐待犯罪案件中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亲属关系的实际情况，反而不利于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当然，要加强对弱势群体权益的保护，可以考虑通过其他的途径实现。例如，可以将虐待儿童的行为单独列为一款或者通过加重法定刑的方式实现对其权益的保护。

第三，国外的立法经验并不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应否删除“情节恶劣”的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借鉴意义。从境外的立法经验看，虽然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典都没有将“情节恶劣”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例如《德国刑法典》中的虐待被保护人罪（第225条）、《葡萄牙刑法典》中的虐待罪（第152条）、《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中的虐待罪（第117条）、《克罗地亚共和国刑法典》中的疏于照顾及虐待青少年罪（第213条）、《意大利刑法典》中的家庭虐待或者虐待儿童罪（第572条）均规定此罪为行为犯，行为人只要实施虐待的行为即构成犯罪。[13]但是，这不符合我国刑法立法的基本特点，因而不能成为删除我国刑法中虐待罪“情节恶劣”的理由。由于国外的刑法往往倾向于扩大犯罪的处罚范围，即危害性并不严重的行为也会被视为犯罪来处理，其中的轻犯罪只相当于我国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因此，国外的刑法较少有“情节恶劣”的规定。但是，与外国犯罪构成的“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模式不同，我国犯罪构成采取的是“立法定性并定量”的模式。刑法分则中，除不法行为本身的性质已足以受刑罚惩罚的部分外，对大多数不法行为构成犯罪的，都以“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等形式进行定量限制，如果不法行为没有达到“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的程度，就不构成犯罪。[14]我国的这种犯罪化模式虽然不包含一些危害程度较轻的不法行为，但是更符合刑法补充性、谦抑性的要求。

第四，“情节恶劣”这一规定虽然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但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进行明确。首先，虽然虐待罪中“情节恶劣”的规定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并可能导致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但这是不可避免的，绝不能因此而考虑删除这一规定。“事实上，任何法律都避免不了使用模糊概念，因为法律所要处理的现象相当复杂，而且易于多变，立法者不能预见的情况相当多。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模糊概念，使法律具有一定的弹性，能使法律适应复杂现象与变化的形势，而不致损害法律的稳定性与权威性。”[15]其次，为避免“情节恶劣”自身含义的模糊性和实践中的不易操作性，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明确。我国刑法中许多罪名定罪情节的具体内容就是通过司法解释得以明确的，例如，在1997年刑法典颁布实施不久，为正确处理挪用公款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及时公布了《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在第3条中对挪用公款“情节严重”的情况进行解释。类似的司法解释还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伐、滥伐林木案件应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这些司法解释对正确适用相关法条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方法，明确虐待罪中“情节恶劣”的具体含义。

综上，考虑到“情节恶劣”在区分虐待罪与非罪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以及删除这一规定后可能带来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将其作为虐待罪的构成要件。而为了避免“情节恶劣”这一规定带来的模糊性和不易操作性，则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其具体含义。

三、虐待罪的法定刑应否适当加重

刑法中虐待罪的法定刑因基本犯和加重犯而有所不同，前者的法定刑是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后者的法定刑是两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关于虐待罪的法定刑，一直以来都存在不少争议，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虐待罪的法定刑偏低，可适当加重其法定刑。其中，有学者通过分析当前的社会形势，认为虐待现象还相当普遍，应对亲属实施的虐待、遗弃犯罪加重处罚。[16]有学者从亲亲原则出发，认为虐待罪的法定刑过低，不利于维护亲情伦理。[17]有学者从“身份犯罪”出发，认为虐待罪的法定刑偏低是“亲权让步于人权”的结果，家庭成员也应拥有完整的人权，不能因身份而有所缺失。[18]另一种观点认为刑法对虐待罪法定刑的规定合理，反对加重其法定刑。有学者认为部分学者主张将其重刑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感性化的结果，不能因为对罪犯的憎恨就处以重刑，尤其是在罪犯和被害人之间有着切身的利益关系和亲情关系的时候。并进一步提出在家庭虐待的犯罪中，更需要的是对被害人的保护，对罪犯的挽救，对家庭的拯救。[19]笔者支持适当加重虐待罪法定刑的观点。并认为其法定刑过低，可能会导致如下问题。

第一，从保护人权的角度看，法定刑过低不利于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利。虐待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包括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的平等权利，又包括其人身权利。严重的虐待行为不仅侵犯了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更是侵犯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在亲权与人权的博弈中，人权不应该让步于亲权，即亲情关系的存在不能成为家庭成员逃避严厉刑罚的借口。相反，这种亲情关系理应使其承担更多的义务，也应使其对家庭成员的侵害行为具有更强的刑事可罚性。由于虐待罪中的受害人多是在家庭中经济上或亲属关系上处于劣势的人员，例如儿童、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因此，家庭中的成员应更好地履行对此类人员的教育、扶养、照顾义务。以切实保护他们的权益。而虐待罪中的行为人不仅不履行其扶助义务，反而通过实施虐待行为侵犯上述成员的权益，严重违背了人道主义精神。应判处较重的刑罚。

第二，从防治效果的角度看，法定刑过低不利于遏制频发的虐待案件。虐待罪的法定刑偏低，导致对相关行为人的处罚力度不够，既不能通过将刑罚适用于犯罪人，使其亲身感受到刑罚的痛苦因而不敢再犯，也无法使社会上其他潜在的犯罪人受到威慑从而不敢去犯罪。纵观近年来发生在幼儿园的虐童案，曝光后的当事老师虽然绝大部分都受到了处罚，但是，最为严厉的刑事处罚却少有涉及。即使有少数当事老师被判处刑罚[20]，其刑罚也偏低，明显暴露出刑法在震慑虐待行为人时力度的不足。如果没有严重的刑罚作为威慑，虐待儿童的行为将层出不穷。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虐待罪的立法情况，适当加重其法定刑，以实现良好的防治效果。

第三，从罪刑均衡的角度看，法定刑过低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在1997年刑法修改时，就曾有学者认为在虐待致人重伤、死亡的情况下，其最高法定刑为7年有期徒刑，显然偏低，尤其是引起被害人死亡的，更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同时与过失杀人罪的法定刑也不协调，故主张加重虐待罪的法定刑，但意见没有被采纳。[21]在当前社会背景下，虐待罪的法定刑过低妨碍了我国刑法中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实现。首先，在虐待罪内部，本罪直接侵犯的法益虽然只是受其虐待的家庭成员的人身权，但同时往往侵犯其他家庭成员的居住安宁和身心健康，尤其会对家庭中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使得其虐待行为具有更强的刑事可罚性。但是，虐待罪基本犯的法定刑是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无法与此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相适应。其次，在虐待罪与其他同类犯罪的关系上，对其设定过低的法定刑难以保持其与其他同类犯罪之间的罪刑均衡。仅就本罪的基本犯而言，若与同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的其他罪名相比，它比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等的法定最高刑都轻。就其结果加重犯而论，如果和过失致人死亡罪相比，虽然两者都包含了“致人死亡”这一重结果，但是虐待罪不仅致人死亡而且严重违背家庭伦理，理应比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法定刑更高。但实际上，两者的法定最高刑完全相同，均为7年。而且，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法定最低刑还比虐待罪结果加重犯的法定最低刑高。在这种情况下，对虐待罪设定较低的法定刑，容易导致罪刑失衡。

第四，从借鉴境外立法经验的角度看，可适当加重虐待罪的法定刑。国外大部分国家都对虐待犯罪处以较重的自由刑，例如《德国刑法典》中虐待被保护人罪的法定刑为6个月以上10年以下自由刑，此罪加重犯的法定刑为1年以上自由刑，此罪基本犯未遂的也要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自由刑。《俄罗斯联邦刑事法典》中虐待罪的法定刑为3年自由刑，而虐待未成年人为其加重情节，需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自由刑。我国港澳台地区对虐待罪刑罚的规定也较重，香港《侵害人身罪条例》中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的法定刑为循公诉程序的监禁10年，循简易程序的监禁3年；《澳门刑法典》中虐待未成年人、无能力之人或配偶又使之过度劳累罪的法定刑为1年至5年徒刑，此罪加重犯的法定刑为两年至8年徒刑或5年至15年徒刑；“台湾刑法典”中妨害幼童发育罪的法定刑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

虐待罪的法定刑偏低是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立法结果。但在当前背景下，虐待案件频发，已成为严重影响我国人民家庭和社会生活的突出问题。无论是从人权保护、犯罪防治、罪刑均衡的角度看，还是从借鉴境外立法经验的方面看，我国都应该适当加重虐待罪的法定刑。在设置虐待罪的法定刑时，不妨将其基本犯的法定刑规定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仍将“致人重伤或死亡”作为结果加重犯，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将虐待儿童的行为单独列为一款，从重处罚。

四、结语

据有关媒体报道，浙江温岭幼师虐童案的当事人已被警方释放，因为刑法没有对非亲属虐待共同相处人员如何处置的问题作出规定。但此案充分暴露出现行刑法在儿童保护方面存在的不足。改进儿童保护之刑事立法，才是有效惩治和防范此类不法行为的长远之计。因此，本文尝试以此类虐童案件为契机，对虐待罪立法诸问题的完善进行探讨，以期能对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当然，刑法的规制并非解决虐童问题的唯一方式，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举报和监督机制，才是保护儿童权利的有效途径。纵观世界各国对虐童行为的法律规制，可以发现，只有具备一套完整、成熟的法律保护体系，才能够有效维护儿童权益。故而在对我国虐待罪的立法规定进行完善的同时，也应建立和完善成熟的儿童保护法律体系，并正确处理好刑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

农业部


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十二五”规划

　　《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十二五”规划》是在认真总结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现状，科学分析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面临的形势和实际需求，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国家重大信息化工程建设规划（2011-2015）》（征求意见稿）、《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的基础上编制而成的，是未来五年指导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是推进农业生产信息化、农业经营信息化、农业管理信息化和和农业服务信息化的重要依据。

　　一、发展形势

　　“十一五”时期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取得重要成绩，信息化基础明显改善。“十二五”时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环境将更加优化、需求更加迫切，一些突出问题亟待解决，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面临重大机遇，任务也十分艰巨。

　　（一）信息化基础明显改善

　　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经过多年的建设，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明显改善，“村村通电话”、“乡乡能上网”完全实现，广播电视“村村通”基本实现。截至2009年，我国农村居民计算机拥有量达到7.5台/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达到115.2部/百户，固定电话拥有量达到67部/百户。

　　信息资源建设成效显著。经过“十一五”努力，覆盖部、省、地市、县的农业网站群基本建成，各级农业部门初步搭建了面向农民需求的农业信息服务平台，为农民提供科技、市场、政策等各类信息。据统计，我国农业网站数量达31000多家，其中政府建立的有4000多家。农业部相继建设了农业政策法规、农村经济统计、农业科技与人才、农产品价格等60多个行业数据库。

　　信息技术初步应用。“十一五”期间，农业生物环境信息获取与解析、农业无线传感网络、农业过程数字模型与系统仿真、虚拟农业与数字化设计、精准农业与自动监控、呼叫中心、移动通信、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已经在农村综合信息服务、农业政务管理、农业生产经营以及农产品流通等领域开展了相关应用推广工作，并且发展迅速，有逐步深化的趋势。

　　信息化体系基本健全。经过“十一五”的建设，“县有信息服务机构、乡有信息站、村有信息点”的格局基本形成。全国100%的省级农业部门设立了开展信息化工作的职能机构，97%的地市级农业部门、80%以上的县级农业部门设有信息化管理和服务机构，70%以上的乡镇成立了信息服务站，乡村信息服务站点逾100万个，农村信息员超过70万人。

　　（二）发展环境更加优化

　　工业化发展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支撑。工业化发展将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技术、装备和财力支持。当前，我国工业化进程推进迅速，工业化的成果将广泛应用和服务于现代农业的发展，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不仅将大大提升农业的装备水平，还将大大推进现代农业的产业化、标准化进程。

　　城镇化发展为现代农业发展创造了条件。当前，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公共社会资源在城乡之间配置进一步均衡，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加强，农业劳动力转移加快，土地流转加速，农民专业合作社进一步壮大，为现代农业的规模化生产和集约化经营创造了有利条件。

　　发展现代农业为信息化发展带来了契机。“十二五”时期是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机遇期，建设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需要对大田种植、设施园艺、畜禽养殖、水产养殖中的各种农业生产要素进行数字化设计、智能化控制、精准化运行、科学化管理。这为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带来了良好的契机。

　　农业农村信息化进入崭新阶段。“十二五”时期，宽带、融合、安全、泛在的下一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农村地区宽带网络建设进一步加强。农民的人均收入将有较大幅度提升，农民的信息消费意识、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将普遍增强，现代农业对信息技术应用需求迫切，农业农村信息化会将由以试验示范为目的和特征的政府推动阶段向以实际应用为目的和特征的需求拉动阶段过渡。

　　（三）需求更加迫切

　　农产品数量需求压力加大。解决好13亿人的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我国人口不断增多，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农业生态恶化的趋势还没有根本遏制，保障农产品供给安全的压力持续加大，改变这一状况的根本出路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确保国家农产品供给安全。

　　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严峻。农产品质量安全是保障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前提，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方面，也是增强农业竞争力不可或缺的元素。近年来，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频发，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及公共安全的重要问题。监测手段不足，信息技术应用不够是原因之一，迫切需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农产品从生产到餐桌进行全产业链质量监管。

　　农业生态环境亟待改善。农业生态安全是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近年来，我国耕地、草原的农药、化肥污染以及水域的富营养化问题十分突出，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保障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耕地质量监测、草原生态系统监测和渔业水域生态环境监测和科学管理。

　　（四）问题仍然突出

　　认识不到位。由于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处于起步阶段，一些地方农业部门尚未认识到加快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尚未认识认识到发展农业农村信息化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城乡统筹，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导致一些地方对发展农业农村信息化的积极性不高，投入力度不够，措施不力。

　　政策不明确。农业农村信息化是一项惠及亿万农民的公益性事业，亟需各项政策扶持。我国目前尚没有专门针对农业农村信息化的政策法规，各地缺乏面向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的各种优惠政策，导致各地发展农业农村信息化的动力不足。

　　技术不成熟。目前，我国农业信息技术产品主要产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实验室，科研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率不高，集成示范应用力度不够，农业生产经营信息化所需的低成本、高质量的信息技术产品严重滞后，阻碍了我国农业信息技术的应用与推广。

　　机制不灵活。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尚没有形成长效的运营机制，政府、农业企业、电信运营商以及IT企业等主体在农业农村信息化推进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不明确，政府不够主动，企业不够积极。如何建立并完善农业农村信息化工作的长效运营机制是“十二五”时期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推进工作面临的一大难题。

　　管理不规范。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多头并进，为信息化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条块分割、各行其道的局面，信息孤岛现象严重。同时，由于缺乏相应的农业农村信息化标准规范，导致农业农村信息化推进工作职责不明、管理不力，运行不畅，建设无序。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以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民增收为目标，以全面推进农业生产经营信息化为主攻方向，以农业农村信息化重大示范工程建设为抓手，完善农业农村信息服务体系，探索农业农村信息化可持续发展的运行机制，着力强化政策、科技、人才、体制对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的支撑作用，不断提高信息化服务“三农”的水平。

　　（二）基本原则

　　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具有一次性投入大、投资回报周期长的特点。在当前农民信息消费能力较低，农业农村信息化市场运作机制不完善的形势下，迫切需要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并积极鼓励引导电信运营商、IT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形成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的合力。

　　坚持创新发展，示范带动。注重把握信息技术和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创新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的技术、模式和机制，推动农业农村信息化快速、可持续发展。以工程带动为主要手段，在全国合理布局农业农村信息化重大示范工程，通过示范引入、中试熟化、以点带面，促进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的跨越式发展。

　　坚持协同共享、注重实效。统筹规划，加强部门、行业和企业的协调，积极探索农业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资源、服务体系共建共享、互联互通模式，并立足当前实际，把握关键问题，科学设置建设任务，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坚持规范运作、安全可控。建立规范的农业农村信息化工作流程和监督机制，制定和完善相关标准，并强化制度和标准执行力度。坚持重大信息系统建设与信息安全建设并重，加强政策引导，坚持自主可控，强化对非自主信息安全技术与产品的管理监控，提高可控性。

　　（三）发展目标

　　根据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结合对未来五年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形势的基本判断，遵循“十二五”时期农业农村信息化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今后五年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的总体目标是：

　　到2015年，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基础设施进一步夯实，资源利用率明显提高，信息技术装备水平明显提升，信息化与现代农业融合初见成效，服务体系更加健全，运行机制逐步完善，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信息化整体水平翻两番，农业农村信息化总体水平从现在的20％提高到35％，基本完成农业农村信息化从起步阶段向快速推进阶段的过渡。

　　“十二五”时期重点实现以下具体目标：

　　——农业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在国家加快农村地区宽带网络建设，提高宽带普及率和接入带宽的前提下，促进农村电脑、电视、电话的进一步融合，逐步提高我国农村居民计算机的拥有量，每百户达到30台，提高农业领域的计算机应用水平。

　　——农业生产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种植业信息化建设稳步推进，设施农业、园艺业信息技术应用水平显著提高；养殖业信息化建设大力推进，规模化畜禽养殖业信息技术应用逐步扩大，渔业信息化迈上一个新台阶；农业生产信息化整体水平翻两番，达到12％。

　　——农业经营信息化水平明显提高。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信息化快速推进，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化水平大幅提高，农产品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农业经营信息化整体水平翻两番，达到20％。

　　——农业管理信息化建设稳步推进。农业电子政务平台基本建成，农业资源管理、农业应急指挥、农业行政审批和农业综合执法等基本实现信息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农业行业管理信息化全面推进，农业管理信息化整体水平达到60％。

　　——农业服务信息化水平显著增强。部、省、地市、县四级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基本建成，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成效显著，信息服务专家队伍更加壮大，信息处理、信息服务能力进一步提高，信息服务机制更加灵活有效，农业服务信息化整体水平达到50％。

　　三、主要任务

　　根据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为全面推进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中的应用，“十二五”时期，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主要包括以下五项主要任务。

　　（一）夯实农业农村信息化基础

　　1.推进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在国家统筹布局新一代移动通信网、下一代互联网、数字广播电视网、卫星通信等设施建设的背景下，推进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光纤入户，加快农村地区宽带网络建设，全面提高宽带普及率和接入带宽。继续开展“村村通电话”工程，改善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山区和贫困地区20户以上自然村的通信基础设施。继续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提高农村有线电视入户率。推进互联网、电信网、广电网在农村地区的融合。

　　2.加快农业基础设施与信息化融合

　　加快农业基础设施、装备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研制推广智能节水灌溉系统，积极发展节水农业，不断提高农田水利信息化水平。研发和推广基本农田整理、复垦和耕地质量监管保护信息化技术与装备，扩大测土配方施肥信息系统建设，提高耕地利用率和产出率。建设一批集智能感知、智能传输、智能控制为一体的设施化畜禽、水产养殖场，提高畜禽水产养殖的智能化及自动化水平，促进畜禽水产增产增效。加快农机及农业装备与信息技术的融合，发展智能作业机具及装备。

　　3.加强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

　　健全网络与信息安全法律法规，完善农业信息安全标准体系和认证认可体系，实施信息安全等级保护、风险评估等制度。加快推进安全可控关键软硬件应用试点示范和推广，加强信息网络监测、管控能力建设，确保农业基础信息网络和重点农业信息系统安全。推进农业信息安全保密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农业信息安全保密防护体系。加强农业互联网管理，确保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

　　（二）加快信息技术武装现代农业步伐

　　1.加快推进种植业信息化

　　积极推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遥感系统、自动控制系统、射频识别系统等现代信息技术在现代农业生产的应用，提高现代农业生产设施装备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发展精准农业。积极推进农田管理地理信息系统、土壤墒情气象监控系统、智能灌溉系统、测土配方施肥系统、作物长势监控系统、病虫害监测预报防控系统等信息技术在大田种植中的应用。积极推进温室环境监控系统、植物生长管理系统、产品分级系统、自动收获采摘系统等信息技术在设施园艺中的应用，实现设施园艺农业的自动化、智能化和集约化。

　　2.加快推进养殖业信息化

　　积极推行健康养殖方式，在设施养殖水平较高的养殖地区，开展养殖业信息化示范。研制推广设施养殖环境智能监控系统、联合选育网络辅助决策系统、饲料配方辅助决策系统、动物健康管理辅助决策系统和动物疫病诊断与预警辅助决策系统等，实现集约养殖场健康养殖的智能化管理。积极推进船舶自动识别（AIS）、捕捞作业系统、船舶自动导航系统和渔船管理系统在捕捞渔船上的应用。

　　3.加快发展农业信息技术

　　加强农业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等技术研发，努力推进农业资源监管信息化建设。加强农业变量作业、导航、决策模型等精准农业技术的研发，对种植业用药、用水、用肥进行控制，促进种植业节本增效。加强农业生物环境传感器、无线测控终端以及智能仪器仪表等信息技术产品研制，对设施园艺、畜禽水产养殖过程进行科学监控，实现农业信息的全面感知、可靠传输和智能处理。加强现代信息技术的集成应用与示范，对各种现代农业信息技术进行中试、熟化与转化，全面提升农业信息化技术水平。

　　（三）助力农业产业化经营跨越式发展

　　1.提升农业企业信息化水平

　　鼓励农业企业使用企业资源计划ERP、业务流程重组BPR等管理信息系统,提高企业在采购、生产、销售、营销、财务和人力资源管理等环节的信息化水平，推动企业经营管理信息化。引导国有农场使用地理信息系统，组织开发以土地权属管理为基础，集土地经营、农业生产和职工管理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土地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农场经营土地的精确管理。

　　2.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信息化示范

　　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信息管理平台,实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会员管理、财务管理、资源管理、办公自动化及成员培训管理，为合作社提供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农资市场价格和质量信息，实现生产在社、营销在网、业务交流、资源共享，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能力，降低运营成本，促进农民增收。

　　3.加快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化进程

　　开展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化示范，重点支持大型粮、棉、油、禽、肉、蛋、水产、蔬菜、花卉、茶叶等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信息化建设，加强农产品物流配送、市场、管理、交易等方面的信息化建设，减少交易中间环节，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

　　4.大力发展农业电子商务

　　建设农业电子商务平台，提供生产、流通、交易、竞价、网上超市等服务。鼓励基础电信运营商、电信增值业务服务商、内容服务提供商和金融服务机构相互协作，建设移动农业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制定农业电子商务相关法律法规，加快制定农产品标准规范，加强交易双方的信用管理，积极发展以电子商务为导向的配送物流，完善农业电子商务体系。

　　（四）推进农业政务管理迈上新台阶

　　1.推进农业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

　　推进耕地监管信息化建设，加强对耕地土壤质量、肥料肥效、农田土壤墒情等内容的监测，为科学管理，提升地力提供决策支持。构建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网络，建立一批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点，实现对不同类型草地生态系统资源、植被长势、生产力、工程效益、草原利用、草原火灾、鼠虫灾害、生态环境状况等全方位的监测。推进养殖水面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对我国养殖水面面积、养殖结构、水面质量进行监测，重点加强渔业水域生态环境监测能力建设，提高渔业水域生态环境监测能力。

　　2.加强农业行业管理信息化建设

　　推进国家农情（包括农、牧、渔、垦、机）管理信息化建设，对农业各行业进行动态监测、趋势预测，提高农业主管部门在生产决策、优化资源配置、指挥调度、上下协同、信息反馈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推动渔业安全通信网建设，实现对渔船的实时、可视化监管。建立国家农机安全监理信息监控中心，监控与指导省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协调注册登记、违章处罚、事故处理、保险缴纳等农机安全监理信息的共享与交流。加强农产品贸易信息和国际农产品价格监测，完善农业产业损害监测预警体系。大力推进农村集体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建立农产品加工业监测分析和预警服务平台，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健康发展。

　　3.提高农业综合执法信息化水平

　　建设和完善行政许可审批信息管理系统，重点完善农药、种子、饲料、兽药等经营许可证审批流程，实现行政许可审批信息化，提高审批效率。重点建设化肥、农药、种子、饲料、兽药等行业的执法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信息报送、投诉举报受理、监管工作记录、案件督察督办、档案管理等功能。加强利用信息化手段宣传农业管理的法律法规，及时曝光农业违法的典型案件，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和支持农业综合执法的良好氛围。

　　4.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化建设

　　建立覆盖部省两级行政管理部门、部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机构和固定风险监测点三方面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信息管理平台，实现监测数据即时采集、加密上传、智能分析、质量安全状况分类查询、直观表达、风险分析和监测预警等功能，为政府加强有效监管，公众及时了解农产品质量安全权威信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信息保障。

　　5.完善农业应急指挥信息化建设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要求，完善农业部应急指挥信息系统，建立和健全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及时掌握农业重大自然灾害、草原火灾、农业重大有害生物及外来生物入侵、渔业船舶水上安全、农业重大动植物疫情疫病、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等农业突发事件信息，进一步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农业公共事件的能力，减少突发公共事件对农业造成的损失，保障国家经济社会稳定。

　　（五）开创农业信息服务新局面

　　1.打造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加强与电信运营商、IT企业等的合作，充分利用3G、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建设覆盖部、省、地市、县的四级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完善呼叫中心信息系统、短彩信服务系统、手机报、双向视频系统等信息服务支持系统，为广大农民、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用户提供政策、科技、市场等各个方面的信息服务。

　　2.完善信息服务体系

　　完善部、省、地市、县、乡、村六级农业农村信息化管理及服务网络，健全农业农村信息化工作组织体系。依托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组建各级、各个领域的权威专家服务团队，增强服务效果。规范乡村信息服务站点建设，提高基层农村信息服务水平。继续从种养大户、农村经纪人、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大学生村官等群体中培养选拔农村信息员，壮大农村信息员队伍，加强农村信息员培训，提高信息服务能力。

　　3.探索信息服务长效机制

　　探索建立公益性服务政府主导，非公益性服务市场运作的信息服务机制，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多方共赢”的农业信息服务格局。因地制宜，探索农业农村信息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建立健全农业信息服务法律法规体系，规范信息服务主体行为。建立农业信息市场，优化信息服务环境，为信息服务长效运行创造条件。

　　稳定，直接面向用户开展信息服务，包括各类人才及农民的培训工作。。

　　四、行业重点与区域布局

　　立足我国各区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程度差异较大的实际，顺应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形势，按照“统筹规划、因地制宜、注重基础、讲求实效”的原则，同时鉴于农业管理信息化的全国垂直性和区域差异不明显性特征，在区域布局上重点考虑农业生产经营信息化和服务信息化，结合《全国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8—2015年）》和《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的基本布局，拟按以下四类区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

　　（一）农业农村信息化试验区

　　主要包括农业部确定的200个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十二五”时期，重点开展3G、物联网、传感网、机器人等现代信息技术在该区域的先行先试，推进资源管理、农情监测预警、农机调度、重大动植物疫情疫病防控、远程诊断、自动监控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等信息化的试验示范工作，熟化农业农村信息化技术、完善运营机制与模式，增强该区域信息化辐射带动能力。

　　（二）农业农村信息化先导区

　　主要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郊区以及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海峡西岸经济区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十二五”时期，重点发展设施园艺信息化、畜禽水产规模化养殖信息化和农产品电子商务，大力提升“菜篮子工程”的信息化建设水平，大力发展高效农业，努力推进农业现代化与农业信息化的深入融合，力争率先实现农业生产经营信息化。

　　（三）农业农村信息化推进区

　　主要包括13个粮食主产省，21个产量过百亿斤的市，44个棉花、油料、糖料、水果、天然橡胶、畜禽产品、水产品等大宗农产品优势区域以及农垦经济示范区。“十二五”时期，大力推动农情监测、自动灌溉、规模化养殖环境监控、重大动物疫病疫情防控信息化、全国大宗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化和农产品电子商务，推进种养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强化质量安全监管，保障国家农产品供给安全。

　　（四）农业农村信息化攻坚区

　　主要包括西部偏远山区、牧区等。该区域信息化基础设施差、产业落后、农牧民文化素质不高，是农业农村信息化的攻坚区。“十二五”时期，重点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业资源监测管理，健全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加快信息化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和培训，深入开展农业信息服务，推动该区域实现农业农村信息化跨越式发展。

　　五、重点工程

　　为完成上述任务，依据《国家重大信息化工程建设规划（2011-2015）》（征求意见稿）、《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和《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特提出以下重点工程。

　　（一）“金农工程”二期

　　1.完善“金农工程”一期建设

　　完善全国农村信息服务网络和各项应用系统，推动网络及有关系统应用由中央延伸到地方。完善应用支撑平台建设，合理更新基础运行环境硬件设施，支持“金农二期”建设的系统运转。完善安全管理系统和等级保护安全体系，确保网络及信息安全。加大农业信息标准制定和推行的力度，推进各部门涉农信息资源的集成和整合，实现涉农公共数据的广泛兼容和共享。

　　2.农产品供给安全信息系统建设

　　利用物联网、3G、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对农业种植结构、布局、农产品产量、重大动植物疫情疫病、农情等影响农产品供给安全因素的监测，以监测数据为基础，建设农产品供给安全信息系统；实施农业遥感监测信息化工程，建设天空地一体化立体数据采集系统、集成高效的数据处理与分析系统、农业空间信息综合集成服务系统和农业空间基础信息库，形成及时高效、持续稳定的业务运行能力。提高农业部门调控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科学决策水平。

　　3.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系统建设

　　建设覆盖部省两级行政管理部门、部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机构和固定风险监测点三方面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和完善涵盖猪肉、牛肉、鸡肉、水产品、蔬菜、茶叶等品种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推进中央和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的共享和利用，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效率和质量，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

　　4.农业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以耕地、草原、养殖水面的空间分布、面积、质量等自然属性信息以及使用权、承包权动态信息、耕地基础设施情况等经济属性信息为基础，建设农业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立共享机制和校核机制，实现农业资源信息跨部门共享，为解决耕地面积不断较少、资源利用率低、农产品有效供给压力不断增大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等问题提供保障。

　　5.农业安全生产信息系统建设

　　按照国家加强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能力建设的要求，以农机安全作业和渔船安全生产为重点，以农机及渔船购买、使用、出租、转让、维护、年检、报废等监控数据为基础，建设并集成农机安全作业信息系统和渔船安全生产信息系统，构建农业安全生产信息系统，对农机和渔船进行统一监管和应急联动，全面提高农业生产安全监管能力。

　　（二）农业信息化建设工程

　　1.种植业生产信息化建设

　　在种植业标准化程度较高的县（市）开展种植业生产信息化示范建设，选择区域内有代表性的作物，利用物联网、3S、3G等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农情监测、精准施肥、智能灌溉、设施农业生产、病虫草害监测与防治等方面的信息化示范，实现种植业生产全程信息化监管与应用，提升农业生产信息化、标准化水平，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和农产品质量。

　　2.养殖业生产信息化建设

　　在养殖规模化程度较高的县（市）开展畜禽、水产养殖生产信息化示范建设，利用智能感知、无线传感、智能控制等现代信息技术，对畜禽、水产养殖繁殖育种、环境监控、饲料投喂、远程诊断等生产过程进行数字化管理，提高畜禽、水产产品产量和品质，增加养殖效益。

　　3.农业经营信息化建设

　　针对当前农业生产与市场需求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建设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平台及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及时、快捷地把农业经营信息传递给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建立全国休闲农业信息服务平台，实现全国休闲农业经营、管理、服务的信息化。

　　4.农产品质量追溯信息化建设

　　在全国选择若干家信息化基础好、产业链完整的“三品一标”获证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应用农产品电子标签及条码标识技术、信息采集与传输技术、移动数据采集技术与可靠传输技术，针对猪肉、牛肉、鸡肉、禽肉、蔬菜、水产品以及茶叶等农产品开展质量安全监管与质量追溯信息化示范，提高农产品质量及其安全水平。

　　5.农业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

　　在全国范围内选择农机合作社、规模化种植大户、国营农场和渔业捕捞企业，开展农机、渔船安全作业信息化示范。加强农机作业导航、探测雷达、可靠性、稳定性监测信息终端等信息技术的应用与推广，提升农机的安全作业水平；开展渔船信息接收终端、卫星船位监测终端、避碰设备、渔业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的应用与推广，提升渔船信息化装备水平和安全生产监管水平。

　　6.农民专业合作社信息化建设

　　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身的信息化需求以及其在基层农村信息服务中的重要作用，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一批从事特色种植业、养殖业、设施农业产业或交叉产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息化示范，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建立合作社信息化管理平台，促进信息技术在合作社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应用，为社员提供准确的信息服务，提高合作社生产经营管理水平，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三）农业信息服务工程

　　按照“资源整合，协同共享”的思路，重点建设部、省、地市和县四级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体系，建设统一的运行管理标准规范，实现及时准确的针对性服务。

　　1.部级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

　　部级平台是农业信息服务工程的总门户，是链接各省级平台的桥梁和枢纽，是全国农业信息的集散中心、分析统计中心和数据备份中心，负责省级平台管理和全国性信息共享，负责全局性信息服务工作及有关问题的咨询和解答。依据以上定位，重点开展全国数据中心、部平台中心（门户网站、呼叫中心、短彩信、手机报、远程诊断、网络电视）和部业务中心（含生产销售、科技信息、技术推广、政策信息、市场信息、电子商务、农机服务、特色产业服务、农民生活、农村金融、农民组织等业务系统）的建设工作。

　　2.省级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

　　省级平台是农业信息服务工程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门户，是链接各地市平台的桥梁和枢纽，是省内信息的集散中心、分析统计中心和数据备份中心，负责对部级平台数据上传和地市级平台的管理和全省性信息下传，负责省内信息服务工作及有关问题的咨询和解答工作。依据以上定位，重点开展省数据中心、省平台中心（门户网站、呼叫中心、短彩信、手机报、远程诊断、网络电视）和省业务中心（含生产销售、科技信息、技术推广、政策信息、市场信息、电子商务、农机服务、特色产业服务、农民生活、农村金融、合作组织等业务系统）的建设工作。

　　3.地市级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

　　地市级平台是农业信息服务工程的地市子门户，是链接各县级平台的桥梁和枢纽，是地市内信息的分析统计中心和数据备份中心，负责对省级平台数据上传和县级平台的管理地市信息下传，负责地市内信息服务工作及有关问题的咨询和解答工作。依据以上定位，重点开展地市数据中心、地市平台中心（门户网站、呼叫中心、短彩信、手机报、远程诊断、网络电视）和地市业务中心（含生产销售、科技信息、技术推广、政策信息、市场信息、电子商务、农机服务、特色产业服务、农民生活、农村金融、合作组织等业务系统）的建设工作。

　　4.县级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

　　县级平台是农村基层开展农业信息服务的入口，直接面对用户，直接面向用户开展信息服务，包括各类人才及农民的培训工作。依据以上定位，重点开展县级平台中心（门户网站、呼叫中心、短彩信、手机报、远程诊断、网络电视）和县业务中心（含生产销售、科技信息、技术推广、政策信息、市场信息、电子商务、农机服务、特色产业服务、农民生活、农村金融、合作组织等业务系统）的建设工作。

　　六、保障措施

　　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为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需要从政策、资金、组织以及机制等方面提供有力保障。

　　（一）政策保障

　　各地应把握农业农村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因地制宜，加快制定当地农业农村信息化中长期发展规划、专项规划，搞好顶层设计。加快研究农业农村信息化政策，对研发和使用信息装备的单位给予一定扶持，对使用信息装备的农民进行补贴，将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纳入强农惠农政策之中。

　　（二）资金保障

　　争取各级财政每年安排一定规模资金作为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的引导资金，重点用于示范性项目建设。在确保农业产业安全的前提下，适当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引导农业企业、电信运营商、IT企业等方面社会资金投入，不断加大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业农村信息化项目和人员培训等。

　　（三）组织保障

　　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把加快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和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来抓。各地要成立专门的农村信息化建设工作机构，并充分发挥其决策协调作用，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标准、统一管理，做到领导到位、组织到位、措施到位。加强宣传，提高社会各界对发展农业农村信息化的认识。

　　（四）机制保障

　　建立“资源整合，协作共享”的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机制，避免重复建设，提高信息资源利用率。建立“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公益+市场”的农业信息服务机制，提高农业信息服务水平和质量，探索可持发展续的农业信息服务模式。建立农业农村信息化标准体系，完善各项信息化工作规范，有序推进全国各地农业农村信息化进程，开创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