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履行期限债务的诉讼时效的起算
——兼与崔建远先生等人商榷

高 原


近日在广东法院网浏览，看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审判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第三条作出如下规定：“债务没有约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的起算根据以下情形确定：（一）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并向债务人明确债务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从债权人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二）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债务人明确表示拒绝履行的，诉讼时效从债务人表示拒绝履行之日起计算；（三）债务人向债权人出具了履行债务计划，债权人没有异议的，诉讼时效从履行计划载明的最后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计算。”[1]笔者对此规定深感不安，因为其规定的内容并不符合诉讼时效起算的法学理论，而实际上民法理论界及全国很多地方法院都持有相同或类似观点。笔者猜想，其是否受到了崔建远先生等人文章的影响甚至误导呢（主要有崔建远著《无履行期限的债务与诉讼时效》、胡建勇著《没有履行期限的债权请求权——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如何认定》、姜社教著《未约定还款期限，催款未果五年后才起诉——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等文章，相继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因此，才决定针对无履行期限债务的诉讼时效的起算问题先单独写一篇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以求推动法学理论界对其展开深入的研究与讨论。
上述三位作者都有一个相同观点，就是“无履行期限的债务在债务人未同意履行债务、债权人未向债务人请求过清偿债权，诉讼时效期间不起算。”而且崔建远先生还特意提到德国学者拉伦茨先生的一个观点：“时效的开始不仅要考虑请求权的发生，也要考虑到请求权的到期”[3]其实，德国另一民法学者梅迪库斯也持有基本相同的观点。这位学者在论述“消灭时效的开始”的相关内容中写道：“《民法典第一草案》第158条第1款规定得更为明了：‘消灭时效，于法律上可以要求履行请求权（已届清偿期）之时开始。’虽然这一句话没有成为法律，但由于它的实质内容是正确的，因此被视为现行法的组成部分。这说明，问题的关键不是请求权的产生，而是请求权的已届清偿期。”该学者还进一步举例来进行说明“以消费借贷为例，要求偿还贷款的权利的消灭时效，并不是在发放贷款之时起算，而是在贷款已届清偿期时才开始起算。” [4]笔者对此观点深表赞同。实际上，笔者也对德国民法典第198条以请求权的成立或产生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的一般标准持批评意见，但奇怪的是尽管此条规定受到法学理论界的批评，但在2002年1月1日施行的《债法现代化法》对德国民法典的修订中并未对其进行实质性的修改或改变（相关内容请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98条、《德国债法现代化法》第199条、第200条）[5]，受阅读资料的限制笔者无法得知原因。而且笔者也对我国民法通则第137条以“权利被侵害”为诉讼时效起算的标准持批评态度，主要是此标准过于狭隘等原因，例如无法包含其他“权利未被侵害”时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等问题。如在无因管理之债的诉讼时效中，谁“侵害”了谁的权利？侵害了何种权利？等等。关于诉讼时效的起算标准的选择与确定，笔者将另行撰文进行探讨，此处不再赘述。
既然学者们都考虑到了请求权的产生或成立的时间与请求权可以行使的时间确实存在着不同时的情形，那么我们就应当对其二者进行必要的研究与区分。对于无履行期限的债务而言，自债权（或债务）成立时起，债权人即可随时向债务人提出要求清偿的主张，债务人也可随时向债权人主张清偿债务。只不过在于前者，有些国家法律(例如我国)给予了债务人履行债务必要的准备时间，此乃法律对这种特定债务履行的特殊保护，这种保护实际上使债务人取得一种抗辩权——一种立即履行债务的抗辩权而已。而此时对于债权人而言，债权成立后即可随时向债务人主张请求履行，其本身就足以说明此时债务已经届至清偿期限，否则法律为何支持其可随时提出清偿的主张呢？！所以笔者认为，对于无履行期限的债务而言，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请求权成立的时间（即债权成立的时间）同时也就是请求权可以行使且应当行使的开始时间。因此，笔者认为拉伦茨先生的这句话没有错误，而是崔建远先生的引用或理解错误，且无法支持其论述的观点。当然，我们也可以看看其他学者的论述及相关的法律规定，相信也会有所帮助。对于无期限债务的诉讼时效的起算，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认为，“债权未定清偿期者，债权人得随时请求清偿（第315条）。是此项请求权自债权成立时即可行使，应自债权成立时起算。”[6]我国台湾另一民法学者史尚宽先生也持相同观点，他引用台湾法院的判例说：“债权未定清偿期者，债权人得随时请求清偿，为民法第315条所明定，此类请求权，自债权成立时起即可行使，依民法第128条，其消灭时效应自债权成立时起算”[7]其说理已相当透彻，笔者不再画蛇添足。所不同者，我国台湾民法以“请求权可行使”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的标准，而我国民法通则采用的是“权利被侵害”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的标准而已。对于未定期限的债务履行时间的确定，其他国家的法律也有类似规定，如瑞士债法典第75条就规定“协议没有约定履行时间，依照交易的性质也无法确定履行时间的，债务可以即时履行或者于对方请求时立即履行。”[8]只不过我国的民法通则考虑到可以给予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必要准备时间，所以才在民法通则第88条第2款第2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向债权人履行义务，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合同法第62条第4项也有基本相同的规定，这也许是我国的传统习惯以及社会主义道德在法律中的体现吧。所以崔建远先生说：“在我国民法上，债务无履行期限的，属于履行期未届至的情形，其对应的债权在请求权方面受到抑制，于此场合，债务人没有立即履行的义务，只要债权人未请求过债务人履行，次给付义务就不生成”，既与法理不符也不完全符合现行法律规定。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以请求权成立或产生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的标准，还是以请求权可以行使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的标准，对于无履行期限的债务而言，从债务成立的那一时刻起，债权人就已经可以（随时）向债务人主张清偿，不论是我国的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规定，还是外国的法学理论及法律规定，都是如此。所不同的是，由于我国民法通则采用“权利被侵害”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的标准，误导了这种特殊情形下的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的起算问题。好在中国的民法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在民法典的起草中采用请求权产生或可行使作为起算的标准，如中国民法典研究课题组所提出的《中国民法典：总则篇条文建议稿》第193条第1项就规定：“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时效依以下规定开始计算：（一）时效期间自权利能够行使时开始计算”。[9]尽管笔者对此表述亦持有不同意见，但毕竟比民法通则的规定更加科学。
目前我国民法理论及司法实务对无履行期限债务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的确定存在着错误的理解与认识。那些认为只要是债权人未曾主张过债务，或者虽然债权人曾经主张过债务但债务人并未拒绝的，此时诉讼时效并不起算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如王利明先生也认为：“在未定履行期限的契约中，需要债权人请求后一定时间经过，债务人才应履行义务，在继续性关系中，往往要通知解约后一定时间经过，义务人才应当履行。在这两种情况中，债权人没有请求或没有解约，或者没有经过一定的时间，都不能认为权利在客观上受有侵害”，因此诉讼时效当然不能起算。[10]至于广东省高级法院所规定的“债务人向债权人出具了履行债务计划，债权人没有异议的，诉讼时效从履行计划载明的最后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计算”，实际上强加了债权人必须对其异议予以明示的义务，或者是强加了债权人默示同意的义务，也值得商榷。现回到崔建远先生等人的观点中来：“无履行期限的债务在债务人未同意履行债务、债权人未向债务人请求过清偿债权，诉讼时效期间不起算。” 对于“无履行期限的债务在债务人未同意履行债务，诉讼时效期间不起算”的观点，笔者认为无论是否为无履行期限的债务，只要在债权人提出清偿的请求债务人表示同意清偿，或者是债务人承认其债务时，都可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此乃世界各国民法学说与法律规定的通例，只不过是在中断的效力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而已，怎么可以认为不起算呢？至于“债权人未向债务人请求过清偿债权，诉讼时效期间不起算”的观点更是错误，因为债权人提出请求履行债务的主张与否并不影响诉讼时效的起算。如按此说，在一般的借款合同中如果未写明还款期限，在不超过民法通则关于20年最长时效期间的前提条件下，权利人就可按照自己的意思不管什么时间都可主张，岂不使诉讼时效制度形同虚设？如果公民都来用此作法来规避法律，例如把所有的欠款都写成或者合法的转变成借款关系，此种情形下的诉讼时效制度还有什么存在意义？！这些作者惟一能找到的辩解理由是：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137条的规定，是以“权利受到侵害”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的标准，因此只要债权人未请求过清偿债务或者是债务人未拒绝过履行债务，则其权利都未受到侵害。如前所述，笔者认为我国民法通则采用的这个标准并不适当。即使如此，法律能够让债权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时间限制的长期或永久存在吗？而且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对于债权人而言，法律规定可以随时得到清偿的债权未受到清偿，难道其权利未受到侵害？对于债务人而言，应当随时清偿的债务未能清偿，难道未侵害债权人的权利？因此，对崔建远先生的“依据次给付义务形成之时，或者说违约行为成立之时，诉讼时效的期间才开始起算的规则”的观点虽然在合同债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的起算中具有可以适用的情形，但适用的原因或理由与其观点并不相同，而且他在此文中所针对6种不同情形的诉讼时效起算日期的具体确定所论述的结论或理由并不完全正确。 因其并不难于理解，所以本文在不再一一详加评论。
笔者认为，不论诉讼时效起算日期的确定采用什么标准，对于无履行期限的债务而言，在没有法律的特别规定时，自其成立时起就已经可以行使其权利，其诉讼时效也就应当从成立之时起算。同时，这也是法律对权利人的权利在时间上的必要限制，以防止其滥用权利而无期限限制的存在。至于诉讼时效期间，当然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135条的规定，为2年。至于债务人是否拒绝履行债务以及拒绝履行是否影响诉讼时效的起算问题，笔者在此借用我国台湾民法学者黄立先生的论述似乎能够清楚的说明这个问题：“基于债权未定清偿期者，在债权成立时，债法上请求权之时效即已开始，而与义务人之拒绝给付无关，因此并未采取德国普通法上所采之侵害说Verletzungstheorie理论。”[11]这句话似乎也可以作为笔者对我国民法理论界及民法通则第137条采用“权利被侵害”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的依据或标准的批评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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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4年5月9日

[1]请详见广东法院网“广东省高院规范性文件”栏目， http://www.gdcourts.gov.cn/gfxwj/mss/t20040112_3141.htm，2004年5月9日访问。
[2] 读者也可分别在人民法院报等网站中查阅：http://rmfyb.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50519，http://www.china-judge.com/ReadNews.asp?NewsID=2179&BigClassID=16&BigClassName=&SmallClassID=19&SmallClassName=&SpecialID=0，http://rmfyb.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44763，2004年5月9日访问。
[3] 参见拉伦茨著、王晓晔等译《德国民法通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39页。拉伦茨先生的原文是“如果债务人须在预告后经过一定期间才履行时，则时效的开始将推迟至这个特定的期限的结束（民法第199条第2句）。人们可以把这一规定看做是一种证明，即时效的开始不仅要考虑请求权的发生，也要考虑到请求权的到期。”
[4] 梅迪库斯著、邵建东译《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94页。
[5] 请参见杜景林、卢谌译《德国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邵建东等译《德国债法现代化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第17页。
[6] 王泽鉴著《民法总则（增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1页。我国台湾民法典第315条规定“清偿期，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契约另有订定，或得依债之性质或其它情形决定者外，债权人得随时请求清偿，债务人亦得随时为清偿。”
[7] 史尚宽著《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37页。我国台湾民法第128条规定“消灭时效，自请求权可行使时起算。以不行为为目的之请求权，自为行为时起算。”
[8] 吴兆祥等译《瑞士债法典》，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9] 中国民法典课题研究组《中国民法典：总则篇条文》，载于中国民商法律网，2004年5月9日访问。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t.asp?id=11068
[10] 王利明著《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28页。其主要意思是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137条的规定，在确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时，首先是权利必须在客观上受到侵害。
[11] 黄立著《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3页。黄立先生解释说：“依该说，时效的开始，以权利受侵害为前提，故名。”


依法行政的必要性

刘成江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阶段，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其中，对加强法治建设，落实依法治国方案提出了明确要求，特别对推进政府工作法制化，从严治国，依法行政进行了强调，这对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对维护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也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简而言之依法行政是指国家公务员按照法律规定的内容和程序办事。行政在英语中（Adminstration），是治理、管理和执行事务的意思，它和施政是一个意思，在我国的《左传》中就有“行其政令，行其政事”之说。依法行政是指各级行政机关依据法律规定行使行政权力，管理行政事务的一种行为。法律是行政机关进行各种活动和人们对其活动进行评价的标准，依法行政是对各级行政机关提出的要求，也是当今社会人民群众及各类企事业单位、团体、组织对政府部门提出的要求，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封建社会也有各种规定、吏律，但它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可见当时的统治阶级也是非常重视依法治国的，但由于历史局限性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如《杨三姐告状》、《杨乃武与小白菜》等等案例，都说明当时的依法行政还处在一个很模糊的时期。
　　依法行政也是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对政府活动的要求，我国是在八十年代末提出“依法行政”这一基本原则的，它的提出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政治、经济及法治建设本身发展到一定程阶段的必然要求。
　　为什么要进行依法行政：首先，依法行政是约束政府工作人员避免出现违法行政，以免对社会、人民造成严重后果，同时也是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情况下保护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二者是对立统一的。一方面，各级政府机关以法律为依据管理各种事务，要求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享受权力、履行义务，对那些不能够正当行使权力和不能够很好履行义务的人们追究法律责任。另一方面，政府工作人员也必须依法管理各项事务，在行使权力时，必须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必须用法律这把尺子衡量是非对错，而不是施权者的主观意识所决定。干部的权力，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使用，绝对不能够越权或者违法施政。法律约束被管理的公民，同时也约束施政的国家公务员，这是统一的。管理者依法办事是前提和基础，他们根据法律规定的内容进行管理，最终目的是使被管理者必须依法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有了各个职能部门的依法行政，才会有公民遵守法律，我们的社会才能走上法治之路，人们的生产，生活才能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转，广大人民群众才能有安全意识和创造意识，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其次，依法行政是行政管理为人民服务的切实保障。我国是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工作，只有依法行政才能体现“人民权力人民用”，“赋予权力为人民”的宗旨观念。人民需要行政机关，以实现自己的利益保障，人民授权行政机关行使权力最终目的是通过管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依法行政才能保证国家行政管理人员在管理各类事务时不至于偏离“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这一航道。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的自由、财产和安全。再次，依法行政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证。只有依法办事，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才能保护该保护人群的利益，对那些不履行义务、违法乱纪的人严厉打击，保证安定团结的大局。现在的乡镇工作中，解决上访问题已成了当时农村工作的一件大事，其中有十几年、几十年的老上访户，除了个别人别有用心外，有一大部分群众的确存在以前村干部违法施政、优亲厚友、办事不公等因素所造成的。据说在北京旧火车站附近有一个“上访村”（所谓“上访村”是指所有上访的人都到那个村子居住，因为那个村的收费低，人们也因为出门不容易，且能相互照顾）。其中大部分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冤情，否则不会背井离乡，长途跋涉去告状。造成“上访村”这个怪胎的原因，笔者认为与其本地地方官员违法施政有关，他们没有利用人民授予的权力，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相反是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来欺压人民，达到自己耀武扬威、优亲厚友、满足自己私欲的目的，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素质低下，对自己的责任认识不够，对我们的法治社会认识不够，对人民赋予他手中的权力认识不够。另一方面，更说明了依法行政在当代农村基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它是解决当代农村稳定和发展的关键。可以这样说，没有依法行政就没有国家的长治久安，就不能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树立党和政府的光辉形象，就会失信于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见，依法行政是维持社会稳定，推进经济发展的必要保证。第四，依法行政是提高政府形象，提高工作效率，取信于民的重要保证。依法行政和违法施政是处理一个问题的两种相反的手段，前者是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决策、办事，以保证行政管理符合国家和人民的要求，避免出现徇私枉法现象的发生，减少处理问题中的纠纷和矛盾。同时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事，遵守法定的操作规程，避免了处理问题走弯路，这将大大提高工作效率。而后者则是目无法纪的表现。我们的社会上仍存在个别权权交易，权财交易，权色交易现象。这些现象虽然是极少的，不能影响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但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它大大破坏了我们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提高认识，上好依法行政这一课，从而提高整个干部群体的素质、提高办事效率。最后，依法行政是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要保证。首先它是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要求的具体体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目的，成功的经济需要市场的驱动，市场驱动除了需要建立经济类型的机制外，还需要建立负责和透明的政府系统，完善的法治标准，这样才能有效地保证市场经济中的公平竞争，因此，市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越迅速发展，对法治化要求就越高。这样，一方面需要市场主体的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规范和约束，有效地利用法律、法规调整社会利益分配，另一方面，作为市场管理者，各级政府行为必须更加规范有序，在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事实告诉我们，没有健全的法律，就没有良好的经济秩序，不能够依法行政，就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法制化，就不可能改善投资环境，也就不可能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其次，依法行政是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具体表现。社会主义法制体现人民的意志，保障人民合法权益，规范和约束人们的活动，制裁和打击各种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纪律是保证社会工作正常运行的必要观念，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增强人民的民主观念，法治观念和纪律观念，而这三种观念恰恰构成了社会主义的法制文化，依法行政要实践“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法制文化，牢固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观念，保证在法律法规的约束下实施行政行为。第三，依法行政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本保证。社会主义法制归根到底是维护人民群众根据利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法律一旦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不是立法意义上的法律。行政主体在行使权力时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宗旨，把维护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作为根本原则，依法行政是将着眼点放在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基本保证。综上所述，“三个代表”作为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就不能离开依法行政，就必须通过依法行政来促进生产力发展，推进依法治国进程，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从而巩固我们党的执政之基。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