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安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宜政办发〔2003〕51号



关于印发《安庆市烟花爆竹经营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安庆市烟花爆竹经营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安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安庆市烟花爆竹经营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我市烟花爆竹的经营管理，规范烟花爆竹经营行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例》、公安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公通字〔1999〕102号)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通知》(皖政办〔1998〕48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烟花爆竹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市供销社是烟花爆竹经营的主管部门。市公安部门依法对本市行政区域内烟花爆竹的安全管理实施监督检查。市工商行政管理、安全生产监督、乡镇企业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有关工作。
第四条从事烟花爆竹经营的企业应当加强安全管理，其法定代表人和门点业主是安全第一责任人。
第二章批发经营
第五条烟花爆竹批发业务，根据有关规定，由经省供销社、省公安厅批准的县以上供销社所属的土产日杂公司或专营公司统一经营。原则上市区和每个县（市）可以设立一个烟花爆竹批发单位。实行禁放烟花爆竹的地区，在禁放区内不得设立烟花爆竹批发单位。其他单位或个人不得从事烟花爆竹批发业务。
第六条烟花爆竹批发单位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独立的企业法人资格；
（二）有符合安全要求的营业场所和专用仓库；
（三）有经过安全管理部门培训并取得资格认证的管理人员；
（四）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
（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烟花爆竹批发经营场所，应当远离加油站、学校、集贸市场、集中居民区等人员密集地带。
第八条烟花爆竹专用仓库，与居民区和重要建筑物的距离要符合有关安全规定，配置各种防火、防盗、防雷设施，安排专职保管人员。
储存烟花爆竹，应当持有公安部门发给的《爆炸物品储存许可证》。
第九条烟花爆竹批发单位必须从省、市定点厂家进货，不得购进非法生产或国家明令禁止的产品。
凡进入我市销售的烟花爆竹，一律加贴市烟花爆竹经营管理办公室统一监制的激光防伪标识。
第十条购进或运输烟花爆竹，应当凭购销合同和有关资料到公安部门办理《爆炸物品购买证》和《爆炸物品运输证》，凭证购进或运输。
在本县境内运输烟花爆竹免办《爆炸物品运输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章零售经营
第十一条烟花爆竹零售供应点，由供销部门和公安部门协商定点，并应到市、县公安部门办理《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
实行禁放烟花爆竹地区，在禁放区内不得设立烟花爆竹零售供应点。
第十二条烟花爆竹零售供应点应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并达到下列要求：
（一）专柜销售，专人管理；
（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
（三）销售人员必须掌握相关安全知识；
（四）建立、健全安全规章制度；
（五）必须到符合规定条件的批发单位进货。
第四章处罚
第十三条在销售、储存、运输烟花爆竹中，存在不安全因素，经指出仍不改正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责令其限期整改或停业整顿；对屡教不改的，吊销其许可证，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或变更其经营项目。
第十四条烟花爆竹经营单位或个人非法贩运、销售烟花爆竹的，公安机关除依法没收其烟花爆竹外，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有关规定，对责任人予以警告、罚款、拘留处罚，情节严重的提请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对责任单位，依法追究直接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十五条烟花爆竹管理人员，要秉公执法，依法行政，因渎职造成重大事故或利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有关部门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附则
第十六条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法治社会形成原因及模式简论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2003级5班 张福坤


内容摘要：要实现法治社会必须具备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两个条件，而经济条件是根本。同时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各国基于其本身的传统或特点使得法治社会形成时间必然不同，因此各自模式也便不同。总之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值得认真学习和探讨。
关键词：法治社会 法治 法制 法制现代化 法治社会模式

探讨法治社会，首先要回答一个基础的问题即什么样的法治是我们所追求的？自1996年我国确立“依法治国”后，李步云先生在其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较具有代表性和概括力的法治国家十项原则：（1）法制完备（2）主权在民（3）人权保障（4）权力制衡（5）法律平等（6）法律至上（7）依法行政（8）司法独立（9）程序正当（10）党要守法。[1]此十项原则很好的结合了当代中国的现实，可以作为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模式。当然我们探讨的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严格意义上是两个概念，但两者关系又不可对立。建立法治社会需要法治国家的主导，而要确立“依法治国”方略去实现“依法治国”的目的，又必须建立法治社会为基础。未来发展的趋势是“由以国家立法执法为主到逐渐辅以社会的多元立法执法；以国家的单一法制为主辅以社会规范为主，而国家法制逐渐缩小影响而最后至消亡。”[2]所以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本文重点探讨法治社会形成根本原因及模式。

法治社会形成的必然

有学者指出法治作为治国方略并非西方专有。（1）自国家产生以来便随即产生治理国家的两种主张即所谓人治和法治。中国古代孔子主张用“名君贤相”治理国家，所谓“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2）而古代西方古希腊柏拉图也主张人治即国家需要一个“哲学家成为国王”。主张法治的则有中国古代法家和西方亚里士多德。另有学者重点指出，人治与法治其实并不在于孰优孰劣，而在于哪种治国方略更符合当时时代和社会统治的需要。众所周知，古东方以及大部分西方国家在前资本主义阶段都曾经选择过人治作为统治手段。在早期社会，其基本的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而只是为了自给自足，所以其经济关系是一种依附的关系。而且强大的中央集权也有利于发展农业和控制社会。诚然，东西方确实不同，其不同在于西方较早的走上了法治之路。在西方走上法治之路过程中，理论发展无疑起到了很大作用，如亚里士多德的“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思想理论。但根本上还是取决于西方能够摆脱自然经济而形成市场经济的形态。同时，在商品经济关系中自然孕育着民主的因子，这便为民主政治的建立提供了可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两个条件都具备是其很快走上法治之路成为了必然。在中国，虽然法家思想较早产生，但其自身与西方法治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法治主张个人权利，而中国的法家对法治的主张实际上并非与人治根本对立。其最终目的仍然是维护君主统治，个人只不过被其看作实现政治抱负的工具。加之，中国几千年以“礼”为核心的法传统使其很难走上西方那样的法治道路。当然，西方法律发展史为中国走上法治之路提供了一个完全现成的模式和范本也成为了不可能。说到底，最根本的还是中国政治经济条件的不具备，其中自然经济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即使建国后经历的计划经济也是传统自然经济形成的依附关系所体现出的一种补充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法治社会的形成仍需要长期的过程。

对我国来说，只有内在条件逐渐成熟的基础上，才能促进法治社会的形成。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并于1999年将其载于《宪法》，表明中国已经开始走上法治之路。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中国只要具备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就可以形成法治社会，这是一种必然。

法治社会模式之讨论

上文已得出法治社会形成的根本条件应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当然，笔者并不否认法治社会的形成离不开其他一些条件，特别是需要精神文化条件的支持，但那不是根本的。本文主要观点就是经济因素是一个决定因素，体现法治社会形成的共性，而精神文化因素则表现着法治社会形成的个性。因为不同国家文化背景及传统不同，而经济发展的大方向是一致的，要不然当今社会为什么向全球一体化迈进？正是在以上基础上，按照法治社会的决定因素形成时间的早晚，我们把法治社会分为早发晚发型模式。（3）
需要强调的是笔者看到，在有些学者编写的书籍里面，在论述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按照动力来源及法律发展文明为依据，把法治社会分为外发内发及混合型三种模式。（4）在此涉及“法制”与“法治”二词，笔者认为法制现代化与我们所说的现代法治社会是相联系和一致的。而且，法制现代化的基本性质正是从人治到现代法治转型并以法治为最终目标的。不妨先看一下三种模式的具体划分：第一种所谓内发型，可以英法美为例，他们主要是因为内部经济因素的增长和生产方式的发展所导致，即商品经济发展是内在动力，这与前一种划分是一致的。如果按照前种观点，不难看出所有的外发及混合型都应属内发型；第二种所谓外发型以俄日印为例，其形成是因为一个较为先进的法律传统对一个较为落后的法律传统的冲击所导致的。由于其内在生产力和其他条件不具备，自然的由外力充当了主要动力；最后一种是以中国新加坡为例的混合型，因为他们的法制现代化由内外力互相作用的合力催动的，由于这些国家传统历史悠久，社会内部市场化低工业化晚，不具备全部的内在条件，但却有一定程度的内在发长的经济政治基础，所以传统与外来文化差异使西方文化的冲击成为催化剂。

综上两种对法治社会模式的划分，其出发点在与前者也是笔者赞同的观点始终强调作为法治社会形成的决定因素即经济因素的根本地位。按照前者划分法治社会模式标准，后者那种内发外发混合模式的划分就显得没有必要也没有根据。因为所有的法治社会都应该是内发型的，只是有早晚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前者始终没有忽视掉文化因素。正所谓“不同民族在历史上有可能受到不同学说影响，其伦理也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但追求合理进步是人类共性。它可能被掩盖，但永远是人类历史的指南针。”[3]在这方面尤其反对“西方中心论”制约上，两者观点确是一致的。

结尾：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及法治社会形成的过程中，我们正确的定位以内应该是在最终确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前提下应坚持走下去。在此进程中要在学习西方经验的基础上包括理论价值观念等，按照本国本民族本地区传统文化特点进行新的融合与创造，把中国独具特色的法律文明融入现代化进程中来。
（法治社会形成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由于本人知识储备所限，在此只谈及皮毛即其形成根本原因及模式，而且文中观点不免稚嫩，不当之处，望多指正。）
注释：
（1）（3）观点出自马新福的“亚洲国家法治社会之形成及其特点”一文，转于《法治社会之形成及其特点》上，徐显明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246
（2）引自《礼记 中庸》
（4）“法制现代化模式”出自《法理学》公丕详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一版
参考资料：
[1]李步云《实施依法治国战略论纲》载于《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三期
[2]郭道晖《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载于《政治与法律》上海社科院1995年第一期
[3]杜恂诚《中国传统理论与近代资本主义-兼评韦伯〈中国的宗教〉》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