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政府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城市河道管理办法》的通知

通政规〔2011〕1号


崇川区、港闸区人民政府，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南通市城市河道管理办法》已经2010年12月31日十三届市政府第5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颁布施行。

　　
二○一一年一月十日


南通市城市河道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河道管理，保障城市防洪安全，美化城市水环境，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发挥城市河道综合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南通市区（崇川区、港闸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下同）内的河道及其配套工程的规划、整治、保护、利用等相关管理活动。

　　涉及长江防洪工程，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城市河道内的航道，同时适用航道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

　　第三条 城市河道管理坚持统一规划、综合整治、严格保护、合理利用，充分发挥河道防洪、抗旱、航运、旅游、生态和景观功能。

　　第四条 各区政府（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对城市河道管理工作的领导，对辖区内河道防洪安全和水环境质量负责。

　　城市河道管理所需资金应当纳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并可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依法多渠道筹集。

　　第五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是城市河道的主管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河道统一监督和管理；河道管理机构受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负责河道的日常管理。

　　发展改革、财政、规划、交通运输、城乡建设、国土、环保、旅游、农业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配合做好河道管理相关工作。

　　第六条 城市河道及其配套工程实行统一管理与分级管理相结合、下级管理服从上级管理的原则。

　　城市河道分为市管河道和区管河道，具体划分方案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现已公布的，遵照执行。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维护城市河道安全、保护水环境、参加防汛抢险的义务，并有权对违反本办法的相关行为进行劝阻、制止和举报。

　　对在城市河道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者水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河道规划和整治

　　第八条 城市河道规划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以及流域、区域、防洪、水系规划等组织编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修改河道规划，应当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九条 城市河道规划应当符合国家、省规定的防洪、排涝、通航标准及其他技术规定，确保城市河道河网水面率不降低。

　　有关部门编制或者修改规划涉及城市河道的，应当按照规划审批权限，事先征求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十条 城市河道规划应当划定河道保护和控制的地域界线，规定界线范围内的保护要求和控制指标，并附有明确的地理坐标和界址地形图。

　　城市河道的整治、保护、利用以及涉及城市河道的各类工程，应当严格按照前款规定的范围和要求实施。

　　第十一条 市管河道整治年度计划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河道规划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区管河道整治年度计划由区政府（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组织编制，下年度计划须于当年8月底前报请市水利、财政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再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区政府（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根据年度计划，组织项目前期工作、编制项目设计概预算，经市水利、财政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组织实施。

　　城市河道整治年度计划应当明确防洪排涝、河道清淤、滨水空间改造等目标，落实责任单位及分工；对严重影响水质、防洪安全和环境景观的河道，应当采取应急措施，优先安排整治。

　　第十二条 城市河道整治应当按照经市政府批准的城市水系规划，执行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满足河道的功能性要求，注重保护、恢复河道及周边的生态环境和人文景观。整治选用材料和作业机械应保证河床稳定，并符合环保要求。

　　第十三条 河道整治计划用地和规划建设的堤防用地范围内的土地，经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定，报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后，划定为规划保留区，并予以公告。

　　规划保留区内一般不得建设与防洪无关的工程设施。特殊情况下确需建设的，应当事先征求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并按照基本建设程序报请批准。

　　第十四条 城市河道整治需要占用土地的，由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划定红线，河道管理机构办理用地手续，所在区负责征地、拆迁等前期工作；因河道整治所增加的土地属国家所有，优先用于河道整治。

　　第十五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整治河道涉及航道的，应当兼顾航运需要，符合通航标准和航运技术规范，并事先征求同级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航道整治、航道设置、航道技术等级调整，应当符合防洪安全标准，并事先征求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河道整治涉及渔业水域的，应当兼顾渔业发展的需要，并事先征求渔业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三章 河道保护和利用

　　第十六条 为了保障河道工程安全和防汛抢险的需要，市区河道管理范围确定如下：

　　（一）河道管理范围

　　1．九圩港、通扬运河、通吕运河、通启运河、新江海河市区段：已建直立式挡土墙的，从挡土墙向外10米以内的两岸青坎、坡面及河槽为其管理范围；未建直立式挡土墙的，从设计河口线向外8米以内的两岸青坎、坡面及河槽为其管理范围。

　　2．前进河、华丰河、裤子港河、营船港河、团结河、英雄竖河、运料河、任港河、海港引河、兴石河、通甲河、界港河、天生港河、幸福河（幸福竖河）、南川河、城山河、郭里头河、姚港河、永红河、中心港河、芦泾港河、东港河：已建直立式挡土墙的，从挡土墙向外8米以内的两岸青坎、坡面及河槽为其管理范围；未建直立式挡土墙的，从设计河口向外6米以内的两岸青坎、坡面及河槽为其管理范围。

　　3．其余河道：统一以设计河口向外5米以内的两岸青坎、坡面及河槽为其管理范围。

　　4．今后新公布的市管河道的管理范围，参照本款有关规定执行。

　　（二）配套建筑物管理范围

　　1．九圩港闸、南通节制闸等大型水闸：九圩港闸上下游从闸中心线起算各500米，左右两侧从岸墙起算到堆土区的外坡脚。节制闸上游从闸中心线起算400米，下游1000米，左右两侧从岸墙起算到堆土区的外坡脚。分水岛属节制闸和船闸管理所共同管理范围。下游水域管理范围延伸至出江口。

　　2．营船港闸、新江海河闸等中型涵闸：上游河道从闸建筑物中心线起算500米，下游至入江口，左右两侧从岸墙起算各200米。

　　3．天生港闸、老鸦口涵洞、中心港闸、芦泾港闸、东港闸、南通港涵洞、任港闸、姚港闸、小姚港涵洞、小姚港涵闸、西山河闸、小洋港涵洞、裤子港闸、富民港涵、新开港闸、南农闸、东方红闸站等小型涵闸：上游河道从闸建筑物中心线起算300米，下游至入江口，左右两侧从岸墙起算各150米。

　　4．内河涵闸、泵站：上下游河道从闸建筑物中心线起算各100米，左右两侧从岸墙起算50米。

　　河道管理范围划定后，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需要设立标志。

　　第十七条 城市河道管理范围内土地确权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办理。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安全监督。

　　第十八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设置影响行洪的阻水设施和构筑物；

　　（二）设置拦河渔具，在禁止养殖水域内围网养殖；

　　（三）倾倒、堆放、填埋工业废渣、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

　　（四）超标排放各类水污染物，直接排放生活污水、餐饮业和经营性宰杀畜禽、水产品的污水、污物；

　　（五）清洗装贮过有毒有害物品的车辆、容器；

　　（六）盗伐、擅自砍伐护堤、护岸林木；

　　（七）其他影响河道及其配套工程运行、危害防洪安全、影响河势稳定和破坏河道水环境的活动。

　　第十九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堆放物料、爆破、钻探、挖筑鱼塘、开采地下资源、考古挖掘、搭建临时设施等活动，应当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涉及其他部门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批准。

　　第二十条 建设项目需要占用城市河道管理范围内水域、陆域，跨越河道空间或者穿越堤防、滩地、河床的，建设单位申请立项前，应当由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工程设计方案进行审查；建设项目立项后，建设单位须将施工方案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方可办理施工许可手续，施工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位置和界限进行；建设项目竣工后，必须经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启用。

　　第二十一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将占用范围内的河道整治一并纳入建设项目计划，并与建设项目同步审查、实施和验收。

　　第二十二条 建设单位在项目施工时应当落实防汛安全措施，施工围堰或者临时阻水堤坝影响防汛安全时，必须按照防汛指挥机构的紧急处理决定限期清除或者采取其他紧急补救措施，施工结束后应当及时清理现场。水行政主管部门有权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单位应当如实提供有关资料。

　　第二十三条 临河、穿河、跨河建（构）筑物等严重影响防洪排涝安全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成建设单位或者管理运行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改建或者拆除。汛期影响防洪安全的，必须服从防汛指挥机构的紧急处理决定。

　　第二十四条 在城市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取土，应当符合河道规划，保证河势稳定、防洪安全、通航安全和港口安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按照批准的地点、期限、总量、方式和深度进行。

　　第二十五条 在城市河道管理范围内，开展水上旅游、水上运动、水上经营等开发利用活动，应当符合河道规划和水功能区划确定的管理要求，不得影响防洪安全、污染水质、损害城市河道及其配套工程，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项目审批时，应当征求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二十六条 经批准占用城市河道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承担占用范围内河道堤防的维护责任，不得影响河道正常引排、通航以及防汛安全，并按照规定向水行政主管部门缴纳河道堤防工程占用补偿费。

　　第二十七条 禁止擅自填堵城市河道，因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确需填堵河道的，应当经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后，报市人民政府决定。

　　经批准填堵城市河道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等效等量原则就近兴建替代工程或者采取功能补偿措施，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替代补偿工程或者功能补救措施应当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期限、标准实施，通过验收前不得填堵（覆盖）需占用的河道、不得调整河道水系。

　　第二十八条 城市河道管理范围内造林绿化，应当符合城市河道规划、水土保持和水（环境）功能区划的要求，不得影响防洪安全和破坏水生态环境。

　　第二十九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保障生活、生产和生态环境用水的需要，按照引江调水规划制定水量（水质）调度方案，加强河道水体交换，逐步提高河道水系自然净化能力。调度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涉及通航安全的，应当事先告知海事管理机构。

　　第三十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上一级水功能区划，拟订本行政区域内城市河道的水功能区划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水功能区划要求，核定该水域的纳污能力，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该水域的限制排污总量意见，并定期组织对水功能区水量、水质进行监测，将水质监测资料抄送同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第三十一条 在城市截污管网覆盖的地区，不得设置排污口；河道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排污口管理档案制度，对辖区内现有排污口进行普查登记，并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对已设置的排污口，一旦具备接管条件，需无条件接管封堵。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按水系将城市河道排污情况的有关资料，抄送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第三十二条 城市河道驳岸、护栏、岸坡以及河道管理范围内绿化、景观设施的维（养）护，按照管理权限由市、区城市河道管理机构组织实施，河面保洁由所在区组织实施，接受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和考核。

　　单位和封闭式管理小区内城市河道的保洁和维（养）护由产权人或者使用人负责。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对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行为，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进行查处。

　　第三十四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以及河道管理机构管理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1年3月1日起施行。




徒法不足以自行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随想

近年来医患纠纷一直不断，患者对医生动辄暴力相加之类的极端事件屡有发生（上海市甚至为此专门出台了一部《医疗机构治安防范暂行规定》以应付这类暴力事件），听得多了，已不觉得是什么新闻了，总之，感觉医患之间仿佛一直处于一种剑拔弩张的紧张对立状态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究其原因，除了医疗卫生行业体制封闭、缺乏竞争、医疗收费高、医风医德普遍下降、红包盛行等众所周知的原因外，原先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在对待如何处理医疗事故的问题上，对患者所作的种种程序及实体方面的不合理的规定亦是致使医疗事故不能得到及时、公正的处理，致使医患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是国务院于1987年颁布实施的，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解决医疗事故纠纷和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由于时代进步伴随而来的人们权利意识的普遍提高，其自身所固有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地凸现出来。概括地说，其缺陷最集中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该《办法》规定，负责医疗事故鉴定的机构是各级卫生部门。而众所周知，各级卫生部门正是医疗单位的主管部门，“老子给儿子作鉴定”，程序设计的不合理直接影响到鉴定结论的公正性，其结论根本无法令人信服。其二是：对于经鉴定确认属于医疗事故的，规定的赔偿数额太低。虽然如果按民事侵权诉讼来索赔，医疗事故的受害者可能获得数万、十万直至百万元的赔偿，但该《办法》规定，按医疗事故处理，受害者却只能得到三千至五千元的补偿！从以上两点我们可以看出，这部《办法》带有我国计划经济年代立法所普遍存在的极浓厚的部门立法和行业保护的色彩，在程序和实体上均无法体现公平与正义，在实践中容易激化医患矛盾，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因此，近年来这部《办法》一直备受诟病，人大代表也屡次呼吁对之予以修改。
正是在以上的背景下，经长时间的酝酿和讨论，在充分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2002年初，国务院通过了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并于同年4月4日发布，自9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公布之初即受到了媒体的密切关注，新闻界、医疗卫生界、法律界以及社会各界群众对《条例》进行了广泛地讨论。概括这些讨论的内容，《条例》与原《办法》相比主要有以下几点进步：1、扩大了医疗事故的内涵，取消了原《办法》中的技术事故与责任事故的划分；2、规定不再由各级卫生部门主持鉴定而是改由中立的学术机构医学会责任鉴定，在鉴定程序方面体现了公正；3、增加了医疗事故赔偿；4、规定患者有权复印病历；5、规定对于医疗纠纷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等。因为存在以上的这些进步，讨论的参与者们均对《条例》予以较高的评价。
在这场讨论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笔者没有参与进去，而是在一旁观察、思考。因为情绪化很容易使人失去清醒理智的头脑和全面的立场，而且笔者深信时间和实践能检验和证明一切。这场讨论很快就结束了，现在已极少人再提起了，但这部在出台之初就备受褒扬并被寄予厚望的《条例》在实践中到底已经起到什么样的效果以及将会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在这场讨论中，最耐心寻味的就是医疗卫生界的态度了。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即使是怨气冲天的医疗卫生界也不得不做做秀，因为这部《条例》是如此的顺应民意，医疗卫生界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呢？但是，在医疗卫生界对外界宣称对《条例》的出台表示热烈的欢迎以及希望各界群众能更好地监督医疗卫生工作的同时，整个医疗卫生系统内却在紧锣密鼓地研究如何应对《条例》的办法。一时间各省市医疗卫生系统内部就如何应对《条例》召开了各种形式的讲座、研讨会，各省市医疗卫生系统之间对此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医院和卫生部门大量派人出去进修、培训，然后再回来讨论、学习，整个医疗卫生系统对《条例》同仇敌忾、表现出空前的团结。当然，讨论、学习、交流这些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讲也都是正常的，毕竟新《条例》与原《办法》有如此多的不同，医疗卫生界需要学习、领会和掌握，而且医疗界在如病历书写、保管等诸多方面也确实早该规范了。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新的情况却悄然出现了：《条例》规定医疗事故改由中立的医学会来鉴定，但问题是医学会鉴定将收取包括事故现场的调查取证费、资料费、样本保存费、鉴定专家劳务费等各种费用，据估计，一般将不会低于一万元（谁负担得起？）；很多医生出于避免风险角度考虑，遂采取“防卫性”医疗态度，复杂的手术坚决不做（我国法律并未规定见危不救罪，更何况不做手术是由于“水平不够”，这样无可指责吧）；手术必须由患者本人签字，否则不做（医生可不想自己担风险）；对于小病也作全面的检查（谁知道感冒会不会得脑瘤呢？反正全面检查还可以乘机为医院创收呢）；病历书写时更加谨慎了，充分体现了“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因为病历这东西可不能涂改，万一发生纠纷以后会作为白纸黑字的证据，反正患者也没有多少医学知识，怎么写他们怎么能知道？只是千万不要给自己留下隐患）；为了避免即使是发生概率极低的过敏和并发症，像青霉素这一类价廉物美的药物不再用了，改用绝不会发生过敏和并发症但价格昂贵的抗生素类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贵一点没什么要紧的，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一位医生则干脆直接一针见血地向笔者指出，这部《条例》的出台，医院和医生总会有办法应付的，实际上最终吃亏的还是患者！
呜呼，一部旨在保护作为弱势群体一方的患者的平等权、知情权等合法权益，虽尚存在着一些不足，但总体上能体现公平、正义精神的《条例》的实施却收到了如此的淮橘成枳的效果，实在是出人意料并令人感慨万千！它促使笔者不得不进而思考：法治到底是什么？法治难道仅仅是法律之治吗？法律是万能的吗？……
人类专制的历史已充分地证明，法治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发现的最好的社会治理模式。就西方来说，这从极力推崇哲学王治理国家模式的柏拉图晚年也不得不转而承认法治的作用，以及其弟子亚里斯多德主张的“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到自然法学说的兴起以及近代的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均能证实这一点。就中国来说，几千年的历史，从儒家所向往的“大同社会”从未降临的现实，到近现代中国历经曲折最终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同志认识到“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再到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同志提倡“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将其写入党章和宪法的历程亦能证实这一点。但是，问题还是，法治到底是什么？法治难道仅仅是法律之治吗？
对于法治到底是什么，古西腊哲人亚里斯多德进行了经典的诠释，按他的说法，法治应当包含两层含义，即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对于什么是亚氏所说的良法，按照韦伯的观点应当包含两个层次，即法律须同时具有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两个方面。其中工具合理性要求法律必须体系严整、概念严密、程序严格、逻辑严谨，符合形式正义；而价值合理性则要求法律应充分体现公平、正义、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人类基本价值取向，符合实质正义。有了良法，仅是解决了立法问题，同时也仅仅是实现了亚氏所述的法治的第二层次的含义，但对于第一层次的“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却断然不是良法本身所能做到的，要做到它还包含执法、司法等诸多内容，它要求一个国家的政府必须依法行政、尊重民权、接受监督，司法上要保证司法独立，确保司法公正。立法、执法与司法三者结合起来则要求一个国家体制必须合理，权力应该分立和制衡。但仅有立法、执法和司法上的公正就能实现法治吗？完整法治的实现对作为法治主体的公众的守法有没有要求？
事实上，任何对法律的功能抱过份的奢望的观点仅仅是一种幼稚。因为法律自身就无法避免地存在着缺陷。法律的缺陷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法律实施必须付出包括金钱、时间、人力等种种资源的代价。如新《条例》将鉴定机构改为由中立的医学会负责鉴定，体现了程序正义，但鉴定费却高达万元（这万元的鉴定费可不是没有依据收取的），虽然鉴定费由提出鉴定方预交最终由鉴定的结论来决定由哪方来承担，但现实中，通常是由患者方提鉴定申请的，对患者来说，光鉴定费就达万元，再加上律师费、聘请“专家辅助人”费、诉讼费等，有多少患者能承受得起？而且诉讼将况日持久，对于不幸的患者一方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西谚云“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那么代价过于昂贵的正义是不是正义呢？日本法学家棚獭孝雄说过，“无论审判能够怎样完美地实现正义，如果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则人们往往只能放弃通过审判来实现正义的希望”。这样，缪斯沉默了，枪炮于是开始说话，通过法律解决的途径走不通，人们将转而求助于通过原始的私力救济手段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最终法律将无法实现定纷止争的社会秩序调整功能。另外，基于成本、效率及秩序等角度的考虑，在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取舍的问题上，法律往往倾向于程序正义。例如，法律设计了时效、证据等制度。超出了诉讼时效司法将无法救济，而且法院判决依据的是证据，其认定的是法律事实而非客观事实。故有理而输掉官司实乃是常有之事，法律的功能实在是有限的。
其二是，法律调整的范围也是有限的，而且法律本身将不可避免地存在漏洞。首先，法律的作用是直接禁恶，它是社会最低的伦理底线，它不可能也完全没有必要对一切问题予以规范，西谚云“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那么实际上法律的也应归法律，道德的、宗教的、伦理的或其他的也应分别归其自身。但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法律没有规定的和没有禁止的并不是社会所不需要的，只是它们不是由法律规范来调整而是由其他规范来调整罢了。其次，由于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而法律是立足于制定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历史条件所产生的，即使立法者有着雄才大略和远大的目光，立法有一定的超前性（但不能过于超前，否则会因脱离社会现实而无法适用），但它也会最终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滞后。但由于立法体制的原因，启动法律修改程序绝非易事，而且法律作为规范人们行为准则的特点也决定了它必须具有稳定性，绝不可以朝令夕改，因此，法律滞后于社会现实乃常有之事。
其三，法律是立足于社会现实而产生的，法律与法律之间、法律与道德、以及与其他社会规范、社会意识之间往往互相配套，形成一个严密的体系，组成一个牵一发而动全机的系统工程。任何寄希望于通过一部法律的修改即可消除一种社会现象，从而达到海清河晏、天下太平的想法仅是一种幻想。比如说，在我国，目前的医患纠纷发生的原因非常复杂，它含有体制的、法律的、社会的等综合的因素，这些问题仅靠一部《条例》就能解决吗？再比如说，虽然改由医学会来搞医疗事故鉴定了，但能保证医学会就一定公正吗？事实上，众所周知，医学会同医疗卫生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医学会由医学界专家组成，这些专家身就是医生，而且由于经费少，至少在目前医学会的经费主要有赖于各级医疗卫生系统和医药企业的支持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在这种情况下，能寄希望医学会做到绝对公正吗？又如，作为患者一方，由于自身医疗知识的缺乏，在诉讼中有必要聘请医疗专家作为“专家辅助人”，但是试问哪一位医生愿意去做“专家辅助人”来得罪医疗卫生系统的一方？前车之鉴的例子就是：重庆的一位当事人要起诉其代理律师但在整个重庆市却没有任何一个律师愿意代理她的案子；湖南省的那个在课堂上告诉他的学生要好好学习，学习的目的是将来要当大官、发大财的中学老师虽打赢了行政诉讼官司，但当地却没有一家学校敢聘用他；以及广东某市的一位在办案过程中得罪了当地公检法部门的律师被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解聘，当地没有一家律师事务所愿意聘他。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作为中国人的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些例子背后的原因是，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官本位和人治的传统，个人的独立与自由从未得到过张扬，个人的权利也从未受到过尊重。这些深层次的原因未解决之前，想通过一部法律来改变一种社会存在是不可能的（但是，有法律的产生还是优于没有法律的，因为法律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比如说，新《条例》实施后，对保险行业来说，一个新的险种——医疗事故责任险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那么，我们对待有缺陷的法律及法律的缺陷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也就是我们应当如何守法呢？中国先哲孟子说过：“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今天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倡导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与之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有法治和德治真正地结合，才是真正及完整意义上的法治。
法治与德治的结合，对作为两者主体的人提出了高的要求，其核心就是人的现代化。
人的现代化首先要求人们真诚地信仰并善良地遵守法律，任何社会法治大厦的构造，其外在要素是一系列法治的原则和制度，其内在要素则是人们对法的普遍的信仰，没有人们对法的普遍尊重和信仰，再完善的法治原则和制度都将无法支撑法治大厦。对此，美国著名的法学家伯尔曼深刻地指出：“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这里所说的信仰，没有人们对法过于敬畏而产生的距离感，而有出于信仰所产生的归属感和依恋感，并由此激发人们对法的信仰和尊重并为之献身。在西方文化中，柏拉图不朽的《斐多篇》中所描述的苏格拉底为坚守城邦的法律而终被恶法所杀的故事成为西方人们信仰法律传统的源泉。从古希腊文明肇始，经历罗马文明、基督文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历经数千年，这种精神一直绵延不绝，终使西人养成法律信仰的习惯。与西方相对照的是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人们追求的是一种“无讼”的状态，以达到统治者们希望的“和谐”。法始终只是统治者驭民的一种工具而已，“法者，刑也”。法是统治者手中的玩物，统治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法玩弄于股掌之中。人们守法仅是出于畏法，而非出于对法的真诚的信仰。习惯了仅因畏法而守法的人们，对于有缺陷的法律和法律的缺陷，绝不会为了实现公平和正义而按法律本来应有的精神（相当于自然法中的应然的法）去遵守法律，而只会以规避法律和钻法律空子而自矜。
真诚地信仰法律要求人们对法律必须有正确的理解。在法治社会中，人们尽管可以对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自由地批评，但必须同时对作为社会规则的法律严格地遵守。而且，对法律的批评必须建立在对法律正确的理解上。就拿《条例》来说，事实上，该《条例》对患者、医生、医疗单位三方的利益及保护患者合法权益与促进医疗事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等众多的价值之间进行了充分的权衡，从客观的立场上规定了七种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情形。事实上，只要认真阅读一下该《条例》第33条的规定，就会发现医疗卫生系统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对《条例》草木皆兵，医生们也完全没有必要采取前文所述的因害怕发生医疗事故而采取的那些“办法”。当然，不能苛求医生们都是法律专家，但道理确实很浅显，只要认真阅读一下《条例》第33条的规定就可以明白。也许是那场全民的大讨论尤其是一些媒体对《条例》不负责任地断章取义的“理解”给医生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使得医生们过于“畏法”才采取那些措施的吧。
其实，在法治社会里，只要求人们真诚地信仰法律就足够了，人人成为“法律专家”绝不可能也绝非正常，人人成为“法律专家”的后果往往只能是灾难性的，诚如《拿破仑法典》颁行后，法国国内注家纷起，杂说纷纭，拿破仑闻之弃法典于一旁，颓然叹曰：吾法尽废矣。
人的现代化还要求人们格守道德。一个仅靠法治而没有道德的国家是不可能存在和发展的，而且这种“法治”最终将演变成专制，一个社会也最终将失去温情脉脉，演变成学者张之沧先生所形容的那种“关押牲畜的牢笼和地狱”。事实上，对于例如医疗这一类涉及人的生命、健康、尊严等重大价值的社会问题，单纯的法律是根本无法解决的。如果不树立生命神圣的崇高医德，如果没有平等、博爱的精神，如果没有严格的行业自律，如果还是仅仅把医院、医疗当作牟取暴利的一种工具，那么再好、再完善的法律也无法解决医疗中的问题。


作者：高军 ，史学硕士，曾任出版社出版策划 、晚报法制版记者、编辑、现任大学法学讲师、兼职律师
通信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州学院政法系 邮编：516015
Email:gdhzgaojun@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