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陕西省宗教事务条例


（2000年9月23日陕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2008年7月30日陕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修订）

目录

第一章总则
第二章宗教团体
第三章宗教教职人员
第四章宗教活动场所
第五章宗教活动
第六章宗教院校
第七章宗教财产
第八章宗教涉外事务
第九章法律责任
第十章附则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规范宗教事务管理,根据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宗教事务及其管理活动。
本条例所称宗教，是指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


第三条 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或者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信仰不同宗教、不同教派的公民应当相互尊重。


第四条 各宗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配。


第五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信教公民应当在宪法、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宗教活动，其合法权益和正常的宗教活动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分裂国家、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活动。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法维护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听取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的意见，协调宗教事务管理工作，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第七条 省、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宗教事务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教育、建设、国土资源、公安、文化、文物、旅游、外事、新闻出版等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关的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和配合宗教事务行政管理部门做好宗教事务管理工作。

第二章 宗教团体

第八条 成立全省性宗教团体，经省宗教事务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同意后，向省民政部门申请登记；成立其他区域性宗教团体，经所在地设区的市或者县级宗教事务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同意后，向本级民政部门申请登记。
民政部门应当将登记情况告知负责审查的宗教事务行政管理部门。宗教事务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准予登记的情况，报上一级宗教事务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变更、注销宗教团体，应当依法到原审查、登记机关办理相关手续。


第九条 宗教团体依照各自的章程组织宗教活动，办理教务，进行宗教文化学术研究和交流，开展宗教方面的对外友好交往，对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和法制教育。


第十条　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编印宗教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应当经省宗教事务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并取得省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准印证。出版公开发行的宗教类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按照国家出版管理的规定办理。
涉及宗教内容的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

第三章 宗教教职人员


第十一条　宗教教职人员的资格，由宗教团体依照全国性宗教团体制定的宗教教职人员认定办法认定，并自认定之日起二十日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县级以上宗教事务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经认定并备案的宗教教职人员，由宗教团体发给宗教教职人员资格证书。
被取消宗教教职人员资格的，由发证的宗教团体收回宗教教职人员资格证书，并到原备案机关办理注销手续。
未取得宗教教职人员资格证书或者被取消宗教教职人员资格的，不得主持宗教活动。


第十二条　宗教教职人员应邀到本教务活动区域外的省内其他地区的宗教活动场所主持或者参与主持宗教活动，其所属的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和举办地的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在活动举办十五日前，将活动的基本方案报所在地设区的市宗教事务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本省宗教教职人员应邀到省外，或者邀请省外宗教教职人员到本省主持宗教活动,应当经全省性宗教团体同意,报省宗教事务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宗教教职人员跨省担任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宗教教职人员和宗教团体专职工作人员依法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符合基本社会保险条件的，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可以参加养老、医疗等基本社会保险。

第四章 宗教活动场所


第十五条　本条例所称宗教活动场所包括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和其他宗教固定活动处所。
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具备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条件。


第十六条　筹备设立包括新建、改建、重建、恢复宗教活动场所的，应当按照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的规定审批登记。


第十七条　宗教活动场所合并、分立、终止或者变更原登记事项的，应当由该场所的管理组织向原登记机关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其财产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八条　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成立管理组织，实行民主管理。管理组织的成员经民主协商推选，由宗教教职人员、专职工作人员和当地信教公民代表组成，并报该场所的登记机关备案。
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建立健全人员、财务、会计、治安、消防、文物保护、卫生防疫等管理制度，接受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监督和检查。


第十九条　宗教活动场所不得为非法敛财、利用封建迷信骗取钱财等违法活动提供便利条件。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游览参观的游客进行宗教活动。
公民应当尊重宗教习俗，不得携带宗教禁忌物进入宗教活动场所。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协调处理位于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游览区的宗教活动场所与有关方面的利益关系，在制定或者调整游览参观门票价格时，充分听取宗教事务行政管理部门、宗教活动场所的意见。


第二十一条　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拆除、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设立商业服务网点，举办陈列展览，拍摄电影电视片等，应当事先征得该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和所在地县级以上宗教事务行政管理部门同意。涉及文物保护的，应当按照文物保护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宗教活动


第二十二条　信教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一般应当在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内进行。
信教公民按照宗教习俗在家中过宗教生活，不得影响他人的正常生活。


第二十三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宗教活动场所内进行不同信仰、不同宗教或者不同教派的宣传和争论，不得在宗教活动场所外布道、传教。
非宗教团体、非宗教活动场所不得组织、举行宗教活动。


第二十四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跨设区的市、跨县（市、区）举办大型宗教活动，应当在拟举办日三十日前，分别向省、设区的市宗教事务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宗教事务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大型宗教活动举办地的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公安、消防、卫生防疫等有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依据各自职责实施必要的管理，保证大型宗教活动的安全。


第二十五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在网络上发布、传播有关宗教方面的信息，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六章 宗教院校


第二十六条　设立宗教院校，应当具备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规定的宗教院校设立的条件，并由全省性宗教团体向省宗教事务行政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 省宗教事务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提出审查意见。对拟同意的，报国务院宗教事务行政管理部门审批；不同意的，应当予以答复。


第二十七条　宗教院校的设立申请获得批准后，方可办理筹备建设事项。
宗教院校建成后，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审核验收合格方可挂牌和招生。


第二十八条　宗教院校由其所属的全省性宗教团体负责管理，并接受省宗教事务行政管理部门和相关部门的监督、指导。


第二十九条　宗教院校应当在核准的招生对象、范围、学制和规模内招生，考生由当地宗教团体推荐，并经县级以上宗教事务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通过考试，择优录取。
宗教院校学员毕业后，应当报当地县级宗教事务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三十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经县级以上宗教事务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可以举办宗教教职人员培训班。
举办宗教教职人员培训班，应当有包括培训内容、对象、人数、时间、地点等具体内容的培训计划，以及具备一定宗教学识的教职人员。

第七章 宗教财产


第三十一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合法使用的土地，合法所有、使用和管理的房屋、林木和其他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用品，以及其他合法财产、收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哄抢、私分、损毁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处分。


第三十二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合法所有的房屋和使用的土地、林地，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登记手续，领取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或者林权证等权属证书；发生变更时，应当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三十三条　因实施城乡规划或者重点工程建设、城市拆迁改造项目时，需要拆迁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的房屋、构筑物的，拆迁人应当与该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协商，并征求当地宗教事务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确需拆迁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接受境内外组织或者个人的捐赠，应当用于与该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宗旨相符的活动，不得私分或者挪用。


第三十五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执行国家的财务、会计、税收管理制度，按照国家税收规定履行纳税义务，享受税收优惠。


第三十六条 宗教财产实行民主管理。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定期委托有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进行财务审计，并将审计结果报县级以上宗教事务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每半年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宗教事务行政管理部门报告财务收支情况，并向信教公民公布接受、使用捐赠的情况。

第八章 宗教涉外事务


第三十七条 外国人在本省参加宗教活动，应当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本省的有关规定，不得成立宗教组织、设立宗教办事机构、设立宗教活动场所或者开办宗教院校，不得在中国公民中发展教徒、委任宗教教职人员以及进行其他传教活动。
经全省性宗教团体同意，外国人在本省可以邀请中国宗教教职人员为其举行洗礼、婚礼、葬礼和道场、法会等宗教仪式。
外国人在本省举行集体宗教活动，应当在宗教事务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宗教活动场所内进行。


第三十八条　全省性宗教团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邀请外国宗教教职人员在本省宗教活动场所讲经、讲道。
外国人可以通过全省性宗教团体与本省宗教界进行友好往来和文化学术交流活动。
本省宗教界人士应邀出访，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九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在对外交往活动中，不得接受附加的宗教条件，不得接受境外组织或者个人的办教津贴或者传教经费，不得为境外组织或者个人从事非法宗教活动提供便利条件，不得接受境外宗教组织的委任。


第四十条　信仰伊斯兰教的本省公民前往国外朝觐，由省伊斯兰教协会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具体负责组织实施。

第九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宗教团体未按规定办理备案、注销手续的，由县级以上宗教事务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由登记机关责令该宗教团体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宗教事务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一）未取得宗教教职人员资格证书或者被取消宗教教职人员资格的人员主持宗教活动的；
（二）未经备案宗教教职人员擅自跨教务活动区域主持或者参与主持宗教活动的；
（三）宗教活动场所为非法敛财、利用封建迷信骗取钱财等违法活动提供便利条件的；
（四）在宗教活动场所外布道、传教的；
（五）擅自举办跨地区大型宗教活动的；
（六）未按照核准的招生对象、范围、学制和规模招生的；
（七）未按规定举办宗教教职人员培训班的。
违反前款第（二）项、第（五）项规定的，登记机关还可以责令该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规定，侵占、哄抢、私分、挪用、损毁宗教财产的，由县级以上宗教事务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退还；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宗教事务行政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由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察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的其他行为，法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章　附则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2008年10月1日起施行。






邓小平理论中的三大国际法原理述要

倪学伟

国际法是指在国际交往过程中形成并经各国协议公认的、主要用以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规则、规章和制度的总体。国际法是国家产生、国际关系形成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国家间相互交往的必然结果。
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包括的内容异常丰富。本文仅就邓小平理论中的三大国际法原理作一粗线条的概述，以期引起人们对邓小平理论中这方面问题的注意和研究。

一、邓小平理论中的国家主权原理
国家主权是指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对内、对外事务，不受其他任何国家任何形式的干涉或侵犯的最高权力。主权概念是欧洲16世纪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产物，与当时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有直接的关系。1577年，法国政治思想家布丹在《论共和国》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国家主权的概念。1762年，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认为主权是公共意志的运用，具有不可转让与分割、完全绝对和神圣、完全不可侵犯的特性，并得出主权属于人民和建立共和国的结论。“国家主权”作为国际法的基石，贯穿国际法始终，“国际主权原则”已经被公认为国际法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则。尽管在学术上，有的学者对主权这一概念颇多微词，但在实践中，没有哪一个国家曾经宣称放弃国家主权的。
在邓小平理论中，国家主权思想贯穿始终，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是邓小平理论的鲜明特征之一。可以说，“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是邓小平同志对国家主权原理的最杰出、最独特的阐释，香港的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使这一阐释经受了实践的检验。
“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邓小平同志针对港、澳、台地区特殊的历史与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后，以一代伟人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提出的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理论。“一国两制”的基本涵义是：在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部分坚持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两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既考虑到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的必然选择，又照顾到港、澳、台地区的具体情况，是和平统一祖国的唯一正确选择。“一国两制”体现了主权的对外不可分割性和对内可分割性的原则。
1982年中英就香港问题举行谈判时，英方坚持历史上的三个条约继续有效，企图在主权问题上与中国讨价还价。对此，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①在主权问题上给英方以明确的回答。其后，英方又提出“以主权换治权”的方案，以“香港的民意”、“维持香港繁荣稳定，需要英国人留下来”等“民意牌”、“经济牌”为借口，谋求“在承认中国主仅的条件下，由英国人继续像过去一样管治香港”，或由中英“联合治理”或“共管”香港。
但是，按照国际法的基本原理，国家主权包括国家的自主权和独立权，在对外方面，一国主权不受他国主权的分割和限制，“完全自治构成国家主权的内侧，而独立则构成它的外侧”②。治权即行政管理权，是国家对所辖地区行使统治的权力，是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行使属地优越权的直接表现形式，国家对其所属领土行使独占的、完全的管辖，其他国家的权力是不能到达的。英方对香港谋求“以主权换治权”，目的是要继续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实质是要否定中国对香港“共同保有，这些国家对这块领土和这块领土上的居民共同行使主权”③，无非还是在主权问题上与中国玩弄花招。对此，邓小平同志在1983年9月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明确提出: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劝告英方改变态度，以免出现到l984年9月中国不得不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方针政策的局面。④正是邓小平同志在香港问题上采取的“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的严正而明确的立场，使英国最后不得不改变立场，不再谋求英国“管治”或任何形式的“共管”，中国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了包括治权在内的完全的主权。
虽然主权在对外方面是不可分割的，但在对内方面则具有可分割性。美国著名公法学家威罗贝曾指出：“在理论上，国家可以在任何程度上将其权力的行使委任给其他公共的团体，或甚至给其他国家；因此，在事实上，它可能只保留极少一些余下活动归其自己指挥，而还不损害其主权。国家在本质上的统一性因而不受破坏”⑤。要实行“一国两制”，就必须在香港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央政府通过授权而使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行政、司法和终审权等方面的高度自治权，这些自治权不仅比内地民族自治地区的自治权大，而且也比联邦制国家中的成员邦或州的自治权大。但是，它仍然是一种主权权利的国内自我分割和限制，从本质上讲属于国家的主权行为，中国仍然是单一的主权国家。

二、邓小平理论中的人权保护原理
人权是指作为人都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人享用这种权利和自由不能因种族、民族、肤色、宗教、出身、财产、文化或其他身分等的不同而受到歧视，它是每个现代人维持正常生活所应拥有的条件。作为人，享有充分的人权，是全世界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所谓的“人权外交”，经常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损害别国主权。对此，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⑥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保护人权的，中国人民所享有的人权具有三个显著特征，即:享受人权的主体和人权的范围具有广泛性;中国人民的人权不受民族、种族、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的限制而为全社会的人所享有，具有公平性;国家从制度上、法律上、物质上对人权的实现予以充分保障，使中国人民享有的人权具有真实性。而资产阶级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是金钱特权，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之下，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财富占有总量越来越少，因而“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⑦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西方国家的“人权”与我们讲的人权的本质区别。
针对西方国家提出的“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邓小平同志指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要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⑧这里所说的国权，实际上就是指的国家主权。邓小平同志关于人权问题的一系列谈话说明：国家主权与人权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国家主权是实现人权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实现人权的重要保障，没有国家主权，就根本不可能有人权可言。主权高于人权，主权是国家的重要属性和最本质特征，国家的主权受到侵犯，国家的独立不复存在，国家的人权必然得不到保障。

三、邓小平理论中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理
香港、澳门问题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台湾问题是国内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维护民族团结，捍卫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中华文明史上，无数英雄志士为这一传统不惜血洒疆场，献身祖国。港、澳、台地区与祖国的分离是违背民族意愿的。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由于港、澳、台地区与祖国长期分离，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形成了目前的状况：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较高，香港还是远东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转口贸易中心。如果以社会主义制度统一中国，必然导致港、澳、台地区的剧烈社会动荡，影响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以资本主义制度统一中国，让大陆放弃经过实践检验的唯一可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不适合国情的资本主义制度，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⑨因此，统一祖国不能采取传统的“一国一制”的方法，必须另辟溪径。如果说在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互相交流和渗透，彼此借鉴对方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即“一个地球，两种制度”，那么，在一个国家之内，两种社会制度之间也应该能够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国之内就应该更能互相交流、互相借鉴、互相合作、互相促进。因此，对小平同志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开创性地提出了用“一国两制”的方法解决祖国统一问题。
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中国的主体部分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同时允许中国领土内的小范围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即“一国两制”，根本目的和核心问题就是和平统一祖国。港、澳、台回归祖国以后，要处理好“两制”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实行“一国两制”下的和平共处原则。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把和平共处这一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运用于解决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使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这一理论问题有了重大突破，这也是 “一国两制”下解决国际争端新模式的特点之一。
在近、现代国际法上，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家之间的重大历史领土遗留问题，从来都是实行的 “一国一制”，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的提出并成功实践，从根本上突破了国际法现有的和平解决国家之间重大历史领土遗留问题的方式，树立了一种全新的国际法观念，为国际上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光辉典范，在国际法的实践中有突出的示范作用和借鉴作用。

注释:
①④⑧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388、331、208页。
②[奥]基菲德罗斯等著：《国际法(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页。
③《奥本海国际法》1946年第7版，第1卷，第409页。转引自赵理海著：《当代国际法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
⑤[美]威罗贝:《国家的性质的研究》，转引自邓正来编：《王铁涯文选》，中国政法人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24页。


本文首次发表于《邓小平理论研究》1998年第1、2期。
倪学伟 广州海事法院法官。电话：020-3406 3886 电子邮箱：nxw885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