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之治与法治之制

徐显明 谢晖

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法治国家，是我国既定的目标追求。然而，与法治相关的理念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实践上仍显混乱。诚如有些学者痛陈的那样：“近十数年，国人倡言法治，谈论民主，虽精神可嘉，终因游谈无根，不能成就系统的理论，更难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深远之影响”。可见，澄清法治基本理念，乃法治建设之必须，其中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关系的辨明，即是一例。
一、法治之法必能导致法治吗?

中国百年法制变革的历程表明，倾向于法治的仁人志士，往往对良法情有独钟。从清末立法始、中经民国立法再到共和国八届人大期间以平均28天立一部法律，都深刻表达着法学家和政治家关于“良法先行”的思想意识。然而，法律运行的逻辑却并未遵循立法者的设定，法律的大量堆砌不但没有给中国带来法治的现实，而且整个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人治最为猖獗的时期之一。这必然启示我们思考如下问题：法治之法(良法)必能导致法治吗?

这是一个既需求诸实践亦需求诸理论的问题。就实践而吉，除前述中国20世纪之大量立法并未带来法治实效外，相关例证在国外也屡见不鲜。例如当今亚洲各国，几乎毫无例外地标榜立宪主义，并以此为基制定了各式各样的宪法。但真正奉行宪政者寥寥，从而使宪法带有明显的“未来政治计划”的特征。宪法作为法治的规范母体并未带来法治的制度母体——宪政，不正说明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的殴违吗?何以法治之法并不必然导向法治?这需从法律和法制(法治制度)相结合的角度探讨。

虽然，法治必以规范(良法)为前提，但法治不只是表证规范的概念，除良法规范外，与良法规范相配套的观念、组织(主体)、行为、监督等皆为法治之必需。因此，法治之法具有单面性、静态性、机械性、独在性；而法治之制则具有立体性、动态性、应变性、同构性。这必致两者的实践对接一旦失当，则法治之法无以呈现法治之制的情形。

第一，法治之法的单面性与法治之制的立体性可能造成两者间的错位。法治之法的单面性指的是它只反映或体现法治某一方面的要求，即法治对规则的要求，但规则的具备对于法治可能有两种结果：其一是规则导致法治其它要素与之配套，表现为实有的法治；其二是规则未致法治其它要素与之配套，从而在法律与法治间出现错位。这种错位，又有两种形成机制，要么法律违反法治，要么其它制度与法治之法不相配套，或未依法治之法而立。法治之制是一种立体性的存在，所谓立体性是指它由多方面要素结构而成，法律仅是这谙要素中的一种，虽然法律对其它诸要素——观念、组织(主体)、行为、监督等具有至上的调节功能，但当其它要素与法治之法间出现整体性错位时，法治之法则徒唤奈何。

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间的这一矛盾，说明良法的制定只为法治的实现创造了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亚里士多德强调良法之外，守法对法治的重要性，其启示是深远的。今天的法治论者可能对法治持有更多的见解，但良法与该法必须被遵守永远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当然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问的配套并不具有固定的模式。文化的差异、法治化程度的高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相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等等，皆是影响两者配套的因素。但无论如何，倘法治之法未转化为法治之制，所谓良法也只是提供给人们止渴的画梅。

第二，法治之法的静态性与法治之制的动态性可能造成两者间的错位。良法也罢，恶法也罢，作为规则，均是静态的。只有使静态的法律转化为动态的法制，才能实现法律的应有效果，这对法治之法也不例外。但在现实中，两者的错位时有发生，以致当代法学在社会法学的深刻影响之下，把“活的法”视为真正的法，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与传统良法法治观，“硬法”(严格规则)法治观相对应的“软法”法治观。尤其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价值的多样和规则的多元更为突出，究竟以国家制定的正式法律作为法治的基础，还是以社会通行的非正式法律作为法治的基础便日显重要。如果秉承国家主义，则正式法律至上，不论其能否造就法治；如果秉承“社会”实用主义，则只要能造就法治的规则，便是法治之法，而不论其是否为国家确认。问题在于现代科技和信息的发展在为社会主体提供更好的自治条件的同时，也为国家权力提供了更方便的干预条件。论者往往只重前者，而对后者重视不足，以致“软法治”观念只是一种理论设想，而不是工业化时代及后现代社会的现实。即使社会规范的应用，也与正式法律的宽容与否、宽容程度等息息相关。因此，现代国家对法治之制的追求，在根本上还有赖于正式法律。但正如前述，法律静态性与法制动态性的固有矛盾使得无论按严格规则设制，还是按“活法”设制，两者错位的可能性总是存在，这更要求人们在注重法治之法时，同时注重它与法治之制的调适。

第三，法治之法的机械性与法治之制的可变性可能造成两者间的错位。机械性是法律固有的弊端之一，即使良法也不例外。然而，法治之制与其动态性相适应，必须有应变性。倘若法治之制与法律一样机械，则社会因此而僵化，实践因此而停滞。但是，法治之制的应变性究竟至何种程度，才既能维护法律至上这一法治的基本原则，又能确保在严谨乃至机械规则调节下的法治其它要素的活力。这不但涉及理论的设定，更是一个实用性的制度技巧。在这方面，英美法系国家推行的判例法(法官创法)的实践给我们提供了范例，法官作为机械法律与应变法治的联系者，可以较好地解决两者之间的错位。但即使如此，要完全解决这一错位，仍然是一种理想。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实践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急剧扩大，采取了坚定而又富有成效的法律变革，即以正当程序和严格规则相结合的方式调控行政自由裁量，从而把急剧变革的行政行为规范于法治的框架内。法治之法的机械性与法治之制的应变性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因此，在实践中如何保障两者的对位也是一个常新的话题。如果不能较好地解决两者的对位问题，则必然使良法与法治间出现错位，从而使法治之法难以达致法治之制。

第四，法治之法的独在性与法治之制的同构性可能造成两者问的错位。对于法治而言，与其相关的法律可以是一个独在的系统，而法治之制的其它要素必须以法律规范为前提并与之保持同构，否则，便出现两者的错位。虽然，在那些具有良好法治传统的国家，规则与其它制度的同构一般不存在问题，但事实并非全然如此。相反，法治其它要素对法律的冲击在任何国家都是不争的事实，比如前述行政自由裁量权曾对严格规则模式的冲击，无过错责任方式的客观实存曾对过错责任原则的冲击，等等。如果说法治发达国家法律和法治问的这种错位往往为其更好的同构提供了正向的指示的话，那么，在法治后进型国家，一旦法治的其它要素对法律形成冲击，则每每形成法治系统的紧张，形成法治之法和法治之制度要求间的反向对立，其结果是活动的制度走向法治的反面，而只留下供人们探讨和迫思的独在的法治之法。孙中山先生及其“临时约法”给我们的就是这种启示；当代中国法律规范的繁荣和与之配套的政治经济体制、主体观念一行为模式、社会一政治组织架构的严重匮乏亦很能说明问题。因此，在法治后进型国家，如何解决法治之法和相关制度的同构问题，如何使法治之法的独在性变成法治之制的同构性，是其走向法治之路时必须特别关注的问题。

综上所述，实践中法治之法无以导致法治之制的情形，是由两者间的内在矛盾决定的，然而，人类的智慧在于发现矛盾并解决它。针对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的矛盾，首先要解决的是法治之法需哪些与其配套的制度要素。
二、法治之法需要哪些配套制度要素?

虽然在现代社会里，与国家或政府相关的制度总是与法律紧密相联的，以致在宏观层面，法律与制度间到了难以分解的程度，然而，这绝不是说制度就是法律。法律只是制度的基础要素、前提要素和导向要素，但有了基础、前提和导向，并不意味着制度的建立，正如有了土地、材料及图纸，并不意味着房子已经建立一样。那么，法治之法究竟需要哪些与其配套的制度要素?笔者认为，这些要素有法治观念、法治组织(主体)、法治行为和法治监督四个方面。

第一，法治观念。如果把法治之法的配套要素划分为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的话，那么，法治观念属于软件部分，其特点是既可存在于法律之前，或法律诞生过程中，亦可存在于法律之后。一般说来，超前存在的法治观念常为社会精英阶层所拥有，而在法治之法基础上推广的法治观念则为大众法治观念。

对法治之法而言，法治观念不仅是其催助剂、而且是其营养液。说其是催助剂，在于倘无超前的法治观念，则法治之法难以产生，如没有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法治思想启蒙，就没有近现代资本主义法治；没有近20年来中国法学界对法治的热切呼唤，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将更加困难。说其是营养液，则在于法治之法一旦没有法治观念的支持，则必是“死法”，而无法变成“活法”。这在目前我国虽制定了大量良法，但从因法治观
念的弱化而难以实现的困惑中可得明鉴。

法治观念可分为法治的价值观念和技术观念两个方面，其中价值观念决定着法治之法的质态方面，而技术观念决定着法治之法的量态方面。虽然法治之法有其统一的、恒定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质，但这并不意味着法治国家的法律无质的区别，相反，要在世界各法治国家找出完全相同的法律则是困难重重的。同样，法治之法也有天下同理的度量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国在法治之量态标准方面的完全同一，其中最明显的则是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运用截然不同的法律技巧成功地进行着各自的法治建设。这种法治观念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也正是这些国家法治的特点所在。如果法治之法和法治观念在一个国家相匹配，则该国的法治之路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

第二，法治组织(主体)。主体是人类一切活动的主导，也是其目的，法治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模式，既离不开主体推动，也必须以主体为目的。与法治观念相对，法治组织(主体)是法治之法的硬件。与法治之法配套的法治主体，必须是法律化的主体。所谓法律化的主体，是指社会上实存的组织或人取得法律上的资格，即取得法人资格或自然人的法律资格。在现代社会，法治主体实际上存在着组织化的主体和非组织化的主体两个方面，其中组织化主体更具有主导性，虽然不少学者认为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日趋发达，未来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更趋个体化，从而使组织化主体的地位下降。但笔者认为，这只是组织化主体的一种模式变迁，而不是组织化主体功能的弱化。事实上，现代科技的发展，更加强化了组织化主体的功能，即个体对组织化主体的依赖性日益增强，而不是相反。例如在信息网络化社会中，一旦网络出错、信息失灵，则个人的行为将无所适从。

但是，组织化主体的主导作用并不意味着其是法治之法的目的，相反，并不占法治主导地位的个体主体，从来是法治的目的。如果组织化主体最终不能实现个体的要求和期望，那么，它便是背离法治之价值宗旨的组织，就不是与法治之法相配套的组织。

从原生意义上讲，与法治之法配套的法治组织只能存在于法律之后，在法律之先存在的组织，倘未得到该法律的认可，就是法律取缔的对象，而不是法治之法的同构体；而作为个人的非组织化的主体，即便未得到法治之法的认可，也不是其可以取缔的对象。造成这种情形的根本原因，是因组织化主体的工具性和个体主体的目的性之所致。
第三，法治行为。主体行为是法律调节的最基本的对象，依法律行为也是法治的基本要素。法治之法要转化为法治之制，其关键环节就在于依法行为。

法治行为虽然也是与法治之法相配套的制度硬要素，但因其自身的活动性，使它成为连接法治之法与法治主体、表现法治观念与法治监督的关键所在。如果人们的行为与法治之法不配套。那么，设置法治的其它要素则为徒然。

从应然性讲，法治行为必须合法，才能与法治之法相对应，然而，在法律运行的实践中，往往是违法行为与合法行为并在，这就需要法律的适时和恰当调节。如果法律不能导引合法行为，则无法治之制；同样，如果法律不能制裁违法行为，亦无法治之制。主体行为与法律的相契性，是从法治之法到法治之制的基本动力。但这种境界的实现，既有赖于法律观念与法律之间的调适，更有赖于主体对依法行为之道德感的增强。

法治行为也只能产生在法律之后，没有法治之法，便无相关的法律行为，存在于法律之前的行为，并不是法律调节的当然对象，因此，法治之法一般要求其颁布后的主体行为与它同构。如果在法律颁布后，主体行为未保持与法律的同构，则法治之法仍未转化为法治之制。世界法治史的实践表明，凡是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地方，人们依法行为(包括运用权利和遵守义务)的程度较高；相反，凡是法治化程度较低的地方，人们依法行为的程度必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已从立法的严重不足转向主体依法行为的严重不足，这既包括公权主体——国家机关依法行为的严重不足，也包括其他主体依法行为的严重不足。要使法治之法转向法治之制，则必须克服这一情形。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山西省消防管理条例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1999年9月26日审议通过了《山西省消防管理条例》，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同时废止1993年11月23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1997年12月4日山西省第八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修正的《山西省消防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消防管理，预防火灾和减少火灾危害，保护公民人身、公共财产和公民财产的安全，维护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均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作，应当将消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保障消防工作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适应。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消防事业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逐步增加消防经费的财政投入，加强公共消防设施建设，提高消防装备水平。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并由本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实施。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经常进行消防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的消防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对在消防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检举、控告和制止危害公共消防安全的行为。
第六条 每年的11月9日为本省消防日。

第二章 火灾预防
第七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将包括消防安全布局、消防站、消防供水、消防通信、消防车通道、消防装备等内容的消防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并负责组织有关主管部门实施。公共消防设施、消防装备不足或者不适应实际需要的，应当增建、改建、配置或者进行技术改造。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为公安消防队（站）配备先进的火灾报警和消防通信指挥系统。
第八条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筑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消防机构报审。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图纸及有关资料未经审核不得擅自施工；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公安消防机构批准的建筑工程消防设计施工，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必须经原审核的公安消
防机构核准；建筑工程竣工后，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工程项目的消防审核实行分级负责的原则，以下项目由省级公安消防机构负责：
（一）国家和省级重点工程项目；
（二）投资一亿元以上的工程项目；
（三）建筑高度在100米以上的超高层民用建筑；
（四）涉及两个以上地（市）建设的工程项目。
第九条 公安消防机构对送审的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应当及时审核。一般工程应当在10日之内，国家和省级重点工程以及设置建筑自动消防设施的建筑工程，应当在20日之内签发建筑工程消防审核意见书，需专家论证消防设计的工程，可延长至30日。
第十条 从事消防设施设计和室内装饰、装修设计的单位，应当经省级公安消防机构审核同意后，向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领消防专项工程设计证书。
从事消防工程和室内装饰、装修的施工单位，应当凭省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企业资质证书向省级公安消防机构申领消防工程施工许可证书。
省外单位在本省进行消防设施设计、施工安装、维修的，必须将其设计、施工安装、维修资格证书等资料，报送省级公安消防机构审查。
设有建筑自动消防设施的工程，实行先检测后验收和年度定期检测制度。
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工作由施工单位负责，建设单位予以协助。
第十一条 歌舞厅、影剧院、体育馆、宾馆、饭店、商场、集贸市场等公众聚集的场所，在使用或者开业前，应当向当地公安消防机构申报，经消防安全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或者开业。
举办大型集会、物资交流展销（览）会、焰火晚会、灯会以及大型文娱体育等群众性活动的，主办单位应当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落实消防安全措施，并在举办日15日前向公安消防机构申报，经公安消防机构对活动现场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合格后，方可举办。
公安消防机构应当在接到消防安全检查申报之日起3日内进行检查，并在2日内作出书面答复。
第十二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一）贯彻执行消防法律、法规、规章、技术规范和标准；
（二）实行防火安全责任制，确定本单位和所属各部门、岗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
（三）制定防火安全制度，开展防火知识宣传，组织防火安全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四）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置消防设施和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消防设施和器材完好、有效；
（五）保障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畅通，设置符合国家规定的消防安全疏散标志，配备应急照明设施；
（六）设立专职消防队、义务消防队的，应当加强管理，开展消防演练，提高扑灭火灾的能力；
（七）发生火灾时，及时组织职工疏散受危困群众，扑灭火灾，保护火灾现场，协助调查火灾原因。
第十三条 在设有车间或者仓库的建筑物内，不得设置员工集体宿舍。已经设置的，应当限期加以解决。对于暂时确有困难的，应当采取必要的消防安全措施，经公安消防机构批准后，可以继续使用。
第十四条 公安消防机构对生产、储存、运输、销售或者使用、销毁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单位和个人实行消防安全许可证制度。
新型复合燃料必须通过省级公安消防机构鉴定合格后，方可进行生产、使用。
灌充、施放大型民用氢气球（飞艇）必须经公安消防机构批准。
民用建筑、民用地下工程不得生产、经营、储存易燃易爆化学物品。
禁止流动加油车在市区营业。
第十五条 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古建筑，其管理、使用单位应当加强火灾预防工作，严格管理，实行专人负责制度。
禁止在国家和省规定的古建筑保护范围内举办焰火晚会、灯会、燃放烟花爆竹、堆放易燃可燃物品。禁止在古建筑内存放、使用燃气、液化石油气。
禁止在古建筑的主要殿屋用火、用电；确需用电或者在厢房、走廊、庭院等处设置生活用电时，必须有防火安全措施，并报请上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和当地公安消防机构批准。
第十六条 电器产品、燃气用具的安装、使用和线路、管路的设计、敷设以及从事电焊、气焊（割）作业，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技术规定。
应当建立和推行电气消防安全检测制度。
第十七条 生产、维修、销售消防器材、设备、防火材料，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销售消防产品，除消防车外，须持国家消防检测中心质量检测报告和产品许可证到省级公安消防机构备案。
第十八条 禁止在物资仓库、大中型计算机房、图书馆（室）、档案馆（室）、商场商厦、影剧院以及安装使用精密仪器仪表、重要设备和财物集中的场所吸烟、焚烧可燃物品。
第十九条 机动车辆应当按照规定配备灭火器材。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或者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消火栓，不得占用防火间距，不得锁闭安全出口，不得堵塞疏散楼梯、消防通道。
公用和城建等单位在修建道路以及停电、停水、截断通信线路时，可能影响消防队灭火救援的，必须事先通知当地公安消防机构。
第二十一条 在农作物收获季节和森林、草原防火期，各级人民政府和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加强防火宣传，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粮棉储存地和使用农机具作业的麦谷场地，必须采取防火安全措施，做好灭火应急准备。
严禁携带火源、火种进入森林、林地、草原。
第二十二条 公安消防机构依法实施消防监督检查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主动、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
公安消防机构发现火灾隐患，应当及时责令有关单位或者个人采取措施，限期整改。
公安消防机构应当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定期进行监督检查，加强业务指导，帮助消防重点单位建立消防安全制度。

第三章 消防组织
第二十三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消防队（站）建设标准建立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乡（镇）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和消防工作的需要，建立多种形式的消防组织。
第二十四条 下列单位和场所应当设有专职消防队：
（一）民用机场、大型发电厂；
（二）储备可燃重要物资的大型仓库、大型储油、储气基地；
（三）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大型企业；
（四）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规定以外的火灾危险性较大、距离当地公安消防队较远的其他大型企业；
（五）距离当地公安消防队较远的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群的管理单位。
专职消防队依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建立或者撤销，接受公安消防机构的业务指导和灭火调度指挥。
第二十五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乡、村、林区居民点可以建立义务消防队，并根据防火、灭火需要，配备相应种类、数量的灭火器材、设备和设施。
第二十六条 消防设施的设计、安装、检测、维修、操作人员、企业专（兼）职防火人员以及从事操作、保管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等重点岗位人员，必须经过消防专项培训，经考试取得合格证书后方可上岗。
企业、事业单位专门从事消防安全工作的人员，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申请评定消防专业技术职称。

第四章 灭火救援
第二十七条 任何人发现火灾都有义务迅速报警。任何单位、个人应当无偿为报警提供方便。
电信部门应当优先传递火警信息，不得延误。
发生火灾的单位必须迅速组织力量扑救火灾。
邻近单位应当支援失火单位扑灭火灾、抢救人员和财物。
公共场所发生火灾时，现场工作人员应当组织、引导在场群众安全疏散。
第二十八条 消防队接到报警后，必须迅速赶赴火场，救助遇险人员，排除险情，扑灭火灾。
执行灭火救援任务的消防车，不受行驶速度、行驶路线、行驶方向和指挥信号的限制，其他车辆、行人必须让行，不得穿插、超越，交通管理指挥人员应当保证消防车迅速通行。
各种消防车均免交养路费以及过路、过桥、过隧道等费用。
第二十九条 火场总指挥员有权统一组织和指挥灭火工作，决定下列事项：
（一）调动附近的专职消防队和义务消防队（组）协同灭火；
（二）使用各种水源；
（三）截断电力、可燃气体和液体的输送，限制用火用电；
（四）组织交通运输、供电、供水、电讯、医疗救护、环境卫生等有关部门的力量灭火抢险；
（五）在紧急情况下，为避免扩大损失，有权决定拆除或者破损毗邻火场的建（构）筑物；
（六）划定警戒区，实行局部交通管制。
参加灭火的单位和人员，必须服从火场总指挥员的统一指挥。
第三十条 火灾扑灭后，公安消防机构应当根据需要，封闭火灾现场，负责调查、认定火灾原因，核定火灾损失，查明火灾事故责任。
起火单位应当按照公安消防机构的要求保护现场，接受调查，如实提供火灾事实的情况。
除公安消防机构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勘查、清理现场，不得移动现场物品。
第三十一条 公安消防队扑救火灾，不得向发生火灾的单位和个人收取任何费用。
对参加扑救火灾的外单位专职、义务消防队（组）所损耗的燃料、灭火剂和器材装备等，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补偿。
第三十二条 对因参加扑救火灾受伤、致残或者死亡的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医疗、抚恤。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者停产停业，可以并处工程概算1％－5％的罚款，并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警告或者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一）建筑工程的消防设计未经公安消防机构审核或者经审核不合格，擅自施工的；
（二）依法应当进行消防设计的建筑工程竣工时未经消防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擅自使用的。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举办或者停止使用，可以并处3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并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警告或者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一）擅自举办大型集会、物资交流展销（览）会、焰火晚会、灯会以及大型文娱体育等群众性活动，具有火灾危险，公安消防机构责令当场改正，当场不予改正的；
（二）公众聚集的场所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或者经检查不合格，擅自使用或者开业的；
（三）违反有关古建筑消防安全规定的。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擅自降低消防技术标准施工、使用防火性能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建筑构件和建筑材料或者不合格的装修、装饰材料施工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施工，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并对单位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以警告或者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营业性场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并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警告或者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一）对火灾隐患不及时消除的；
（二）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置消防设施和器材的；
（三）不能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的。
在设有车间或者仓库的建筑物内设置员工集体宿舍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生产、储存、运输、销售或者使用、销毁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并处警告、1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或者15日以下拘留，并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警告、200元以上2000元
以下罚款或者15日以下拘留。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生产、销售未经检验的消防产品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产品和违法所得，依照产品质量法的规定从重处罚。
维修、检测消防设施、器材的单位，违反消防安全技术规定，进行维修、检测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并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警告或者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以警告、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或者10日以下拘留：
（一）违反消防安全规定进入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场所的；
（二）违法使用明火作业或者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违反禁令，吸烟、使用明火或者爆破作业的；
（三）阻拦报火警或者谎报火警的；
（四）故意阻碍消防车赶赴火灾现场或者扰乱火灾现场秩序的；
（五）拒不执行火场指挥员指挥，影响灭火救灾的。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以警告或者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并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警告或者5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一）指使或者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埋压、圈占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堵塞消防通道的，或者损坏和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的；
（三）有重大火灾隐患，经公安消防机构通知限期改正而逾期不改正的。
有前款第二项所列行为的，应当责令其限期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对逾期不恢复原状的，强制拆除或者清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第四十一条 为隐瞒、掩饰起火原因，推卸火灾事故责任，故意破坏或者伪造火灾现场，尚不构成犯罪的，处以警告、3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或者15日以下拘留，并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警告、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或者15
日以下拘留。
第四十二条 违反消防法律、法规的规定，过失引起火灾的，对单位处以警告、2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并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警告、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火灾责任人处以警告、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或者1
0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公安消防机构工作人员在消防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损失，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93年11月23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1997年12月4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修正的《山西省消防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1999年9月26日